下（有人說是羽翼下）度過了解放戰争的大半段時光。
我一人調進她組時，隊長一宣布就有人發出了笑聲。
隊長特意做了解釋：“這是茹志鵑同志建議的。
她說女同志組确實需要有個男同志幫助做事，大家想想前天夜裡行軍的事，那就是個例子……”
連續雨季行軍，同志們的大腿都被磨破漚爛，夜行軍時男同志都“解放前進”。
前晚走到半路要換向導，前邊傳下口令：“往後傳，有穿着褲子的上來一個。
”傳遍男兵隊伍沒人應，傳到女兵處才有人回話：“請男同志先穿上褲子，我們好上去。
”傳到一半，有人醒悟似的說：“男同志穿上褲子直接去找向導好了，還用女同志上來幹什麼。
”
隊長這樣一說，沒人做嘲笑狀了。
會後，丁隊長把我叫到一邊說：“今天你表現很好，有人笑你也沒吵，這就是進步。
”我說：“我服從命令。
”我沒講茹志鵑已經給我透過信。
頭一天她對我說：“男女同志要分開編組，可我想把你調到我班裡來。
”我說：“我願意。
”她說：“你要想好，這班可就你一個男同志啊，有人會說笑話的，你不要跟人吵！能做到嗎？”我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
”她才去隊部提的建議。
自到她手下我的日子就好過了。
沒有人對我再說刺話，我也就不再賭氣鬥嘴。
怕給組裡添煩，我也少惹是非。
在男同志組時，别人都比我年紀大，我幹活兒少點心裡無愧。
一夜行軍走得腰酸腿疼，到目的地号房子抱鋪草我就偷點懶。
如今我是唯一的男子漢，不能女同志幹活兒我反賴着不動。
有一天我在泥濘中掙紮着打起擺子來，渾身發抖兩腿拌蒜。
茹志鵑過來要背着我走，遭到我強烈抗議。
我賭氣離開她跟馬旋一塊兒去走，雖然是由馬旋拖拉着走完全程，但沒叫人背。
這樣，在小組會上我就受到了表揚。
我以前淨受批評，一表揚渾身緊張，從此事事小心，不敢放任。
我這擺子是隔一日一發，發燒時我決不聲張。
有一天我參加抱鋪草，動作慢了點，并且喘粗氣，茹志鵑馬上伸手摸我的臉，摸完立刻說：“放下，你在發燒，為什麼不說話？”我說：“我能幹！”她瞪眼說：“我命令你坐在這裡給大家看背包。
”我站着不動，她兩手按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按在背包上，又打我一拳頭說：“氣死人！”扭頭就走了。
我坐在背包上禁不住眼淚直流。
我自小離家，幾乎不知道什麼是母愛，這一拳打出了我對她的信賴與敬畏。
是一種小輩對長輩的依戀之情。
六位女兵帶一個男兵，有些預料不到的麻煩。
冬天地上鋪個長草鋪，既不脫衣又要蓋被，我睡緊靠牆一頭，茹志鵑睡我身邊做隔離帶，别人全在她的另一側。
夏天不大方便，有時把我寄存在别的班去。
茹志鵑向人家聲明：“表現不好你們就批評，别留情面。
”又要對我囑咐：“燒洗腳水，打掃衛生，上門闆還鋪草這些要搶着幹啊，不要跟人家犯貧吵嘴……”
我嫌麻煩，就找個磨房、草屋或門洞等處，自己單獨住。
住草屋點油燈，茹志鵑不放心，就來跟我做伴兒。
她有記日記的習慣，我一個人占着一盞燈比跟大家擠在一個燈下方便。
她記日記時要抽煙，我就坐在旁邊給她卷大炮。
志鵑21歲已是成熟的大姐模樣，我15歲個兒又矮人又渾。
她寫日記我坐一邊替她卷煙，看上去大概挺奇怪。
有天房東大娘到我們住的地方抱柴燒，笑着問志鵑：“參軍還帶着你弟？”茹志鵑一本正經地說：“不，還有我哥呢，我們弟兄都在部隊。
”
大嫂點頭說：“這也好，有個照顧。
一來我就看出來了，他是你一家人。
”
我沒跟她商量，當着房東面叫了聲“阿姐”。
她開心地笑了。
房東走後她說：“老百姓不理解革命同志關系，說是姐弟她才懂。
”
從此我有時就叫她“阿姐”，不久就有人反映給隊裡了：“這小鄧舊意識還挺強，他管茹志鵑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最高尚、最革命的稱呼就是‘同志’二字呀！”
隊長丁世賢笑笑，未置可否。
我把這反映告訴志鵑姐，她說：“别理他們。
”
五
老戰友郭卓在《哭志鵑》一文中寫道：“越是受氣的娃子你越要護着，鄧友梅就是一個。
你總算把他幫帶出來了。
”
确實是她幫帶我走上了讀寫之路。
我隻讀過4年小學，沒養成讀書的習慣。
在文工團我擔當過“提詞”重任。
提一次詞念一遍劇本，連提幾場就背下來了。
背多了就能照葫蘆畫瓢“搞創作”。
1946年蔣先生撕毀“雙十協定”，召開所謂“國民代表大會”，引起解放區軍民憤怒。
我編了個化裝相聲《國大代表》，演出後張拓同志覺得不錯，給我在新四軍内部刊物《歌與劇》上印了出來，還發給我一斤花生幾個柿子作稿費，成為我首次印成鉛字的“處女作”。
此後我就常寫個快闆唱詞供即興演出，但既沒讀書也沒想寫文章，隻想當個好演員。
不料十六七歲到了變聲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戲裡小孩角色本來也不多，我隻能點汽燈打鑼管小道具，很有點苦悶。
這時我到了茹志鵑班裡。
不論行軍多累，茹志鵑都要寫完日記再睡覺。
女同志集中住，她點着燈影響别人休息。
我一個人住磨道裡單獨有盞燈，湊到我這兒寫正好。
嘴上也說：“我寫我的你睡你的好了。
”她抽煙寫字我沒法睡，就坐在一旁給她卷煙，于是她又說：“你少睡點也可以，越睡越懶，利用這時間讀點書吧。
”便找出本書扔給我。
由半強制漸漸變成自願，終于有一天沒書可讀我感到手足無措了。
茹志鵑總背着書。
突圍前下令輕裝，她把軍裝被單都扔了，就沒扔日記本和書。
我讀完一本書，茹志鵑會向我提問或跟我讨論。
我讀完魯迅的《野草》，她就問：“什麼地方給你印象最深？”
我就背書中一段話：“在我的後園，可以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另外一株也是棗樹……”
她笑道：“明白意思嗎？”
我說：“就是有兩棵棗樹。
”
“那為什麼不說‘兩棵棗樹’，而要說‘一棵是棗樹，另外一棵也是棗樹’？”
這一下把我問傻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