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同志謝世，我等候訃告，準備告别，始終沒有消息。
後來才知道，他留得有話：不舉行儀式，不通知親友。
耀群同志忠實于他的囑托，悄悄把後事辦完了。
我該早想到這做法，這才符合他的秉性。
隻得呈心香一縷，送别故人。
新中國成立之初，端木剛從香港回到北京，還沒安排工作就參加“北京市大衆文藝創研會”的活動，我在會上和他相識。
北京市文聯成立，端木任創作部長，我是他的“部下”。
我倆同時入黨，又并排站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台下舉手宣誓。
近半個世紀裡，不論順境和逆境，都沒斷了聯系，這該算作緣分！多年來他都以老大哥的身份待我，其實不論按自然年齡還是按文學輩分，我都應尊他為長輩。
我在文工團唱過《嘉陵江上》，初學寫作就讀他的小說。
想象中他是個才華出衆，倜傥不群的樣子。
所以那天看到一個30多歲，謙恭平常的人随老舍、趙樹理走進“創研會”客廳，壓根沒想到是端木！這三人打扮各不相同：老舍西裝筆挺，頭戴禮帽，手持司提克，标準的英國紳士；趙樹理穿粗呢制服，腳蹬家做千層底布鞋，典型才進城的“科以上幹部”。
端木身穿又肥又大，新買乍做的幹部服；腳上卻蹬着質高色亮，尖頭刻花港式皮鞋。
不洋不土又洋又土。
趙樹理一說他的名字，大家驚叫着站起來歡迎，他有點手足無措。
開會時他還有點拘束，坐在一邊點頭，撿笑，卻不發言。
有人請他發言，他說：“剛回來，聽什麼都新鮮，很興奮。
先聽吧，熟悉了才有話說。
”
我覺得他夠慎重的。
但慎重的人也有大意的時候。
過了不久，報上批判電影“武訓傳”他不甘寂寞，熱心寫了篇文章。
發表後卻被認為“明批暗保”。
文聯開座談會他檢讨過失。
文章内容我已忘記，但他作檢讨時樣子忘不了。
據說是頭一次當衆檢讨，他聲音壓得很低，充滿自責卻說不清錯在哪裡，為什麼會錯！有人問他：“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什麼？”他瞠目結舌，攤開兩手像回答别人又像是責問自己：“除了想做點工作，還能有别的動機嗎？真不可解！真不可解！”但他隻是困惑，自責，并沒有反感和氣惱。
我第一次發現名人也有不知所措的時候。
此事過後，他到大紅門、鹿圈一帶參加農村改革，深入生活，加強改造去了。
在下邊時不斷寫信來，把工作感受與思想變化向黨組織彙報。
這哪像剛從外邊回來的專家？解放區來的幹部也未必都能做到。
同志們很贊佩。
不久之後，他成為新回來的人中最早入黨的一位，反而沒人感到意外了。
入黨後端木自律頗嚴。
他沒想好新的寫作路數，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