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寫他擅長的小說，散文。
但并沒停筆。
他配合宣傳婚姻法把趙樹理小說改編成評劇《羅漢錢》，為“反對武裝日本”與人合編京劇“戚繼光斬子”。
《羅漢錢》發表了但沒演出，“戚”劇演出後效果平平。
他都處之泰然，他思想有準備：隻要完成政治任務，不計較個人得失。
我無能力評判這樣做對文學運動的利弊，但确信他是出于政治責任感才這般行事。
那以後端木沒再因為發表作品惹麻煩。
但從胡風事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過去的人與事，文壇舊案，士群傳聞之類仍使他沒得到幾天安甯。
寫作停頓，端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修養與熱愛，隻能從讀書和生活情趣上看到了。
端木和趙樹理是我們宿舍藏書最多的兩人。
他倆希望我把小說寫好，都主動借書給我。
樹理拿給我的是“七殺碑”；端木則借給我了“宋人話本七種”。
一位勸我“參考其寫法”。
一位叫我“領會其神韻”。
兩位的忠告我都聽了，對我的寫作風格都起了作用。
我還随他兩人逛過街。
端木愛去琉璃廠，樹理去鑽和平門破爛市。
端木買小瓶小罐，壽山石、山核；樹理則買生鏽的鋼筆架，日本三弦琴。
端木沒事拿着放大鏡看他的小古董，賞心悅目；樹理閑來彈日本弦子，有闆有眼。
這增加了我的文化情趣，為後來寫“煙壺”種下了遠因。
端木還曾經喜歡過臨帖寫字和種花養草。
種花成績不佳。
養了一棵河柳，不死不活。
種的蘭草，也沒見開花。
臨帖卻大有成績。
文聯開會曾請他為會場寫過篆字楹聯。
但寫字也給他添過麻煩。
有位朋友初學國畫，卻自視過高，以專家自居，聽不得批評。
有天畫了幅寫意“紅牡丹”。
堅請端木為之題詞。
端木礙于情面，不好拒絕。
思忖再三，題了數行。
大意是“人說洛陽有白牡丹，色如何純潔，形怎樣完美，堪稱蓋世絕倫”。
完全是誇好。
我看到後問端木：“這是您題的？”他說：“人家要我題字，我怎好拿架子？”我猶疑着說：“這畫有這麼好嗎？”端木笑着說：“你沒看明白，我誇的洛陽白牡丹。
他這畫的是紅牡丹……”
瞧他這機敏勁！既表達意見又不傷感情。
可見在創作上施展才情的機會如果更多些，他為人們留下的佳作更多！
那幾年，端木文采也曾有兩次閃光。
批判“紅樓夢研究”引起的熱潮中，他在文聯内部作過個“紅樓夢劄記”的學術報告。
大家公認“真有學問”，“真下工夫”、“真有見解”！另一次是1956年秋至1957年反右前，他連續發了《馬戲》、《山核桃》等幾篇随筆，看得我目瞪口呆，至今連篇名都沒忘。
我相信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