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了。
我早回來一個月，被調到北京文聯工作。
一個月後，早晨我上街去吃早點，忽看見林先生潇灑地順王府井大街走來。
我問他何時回京的，要去哪裡。
他說剛回來不久，劇院要他自己聯系工作單位。
他去電報局給延邊的一個朋友打電報，打算去延邊工作。
我想延邊是朝鮮族自治州，對他這南方人來說未必合适。
就說：“你等等再發電報，我跟文聯領導商量一下，如能到北京文聯，何必要去延邊？”他表示無可無不可，對是否留在北京并沒太大熱情，但也不反對。
我就去跟文聯秘書長、詩人王亞平談了一下。
王亞平馬上說：“這個青年可用。
來吧。
”就把他調到北京市文聯，在研究部工作。
研究部主任是評書藝人（現在時興叫表演藝術家）連闊如，副主任是位老報人，一位研究員是相聲藝員孫玉奎。
林到來不久，領導号召文藝工作者下廠下鄉深入工農生活。
連先生和孫玉奎有演出任務，老報人年紀過大不适應艱苦生活，林先生就做了深入生活的代表，一頭鑽進北京西郊的八角村，成了編外村民。
我曾随他到八角村去住過幾天，正碰上剛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分配到北京的兩位青年來這裡鍛煉。
村幹部忙于春耕，叫林先生照顧這兩位青年，向他倆介紹村中的情況，領着他們參加勞動。
前兩年，北京電視台播出名震一時的電視劇《紅樓夢》，我越看大導演王扶林的名字越覺得熟悉，後來想起，就是那兩位學生中的一位。
林斤瀾深入生活的踏實勁，在别的青年作家身上少見。
除去開會，過年過節，他極少回城。
過年過節回來，是因為太太谷葉女士在天津的中央音樂學院上學，隻在放假時才能來京。
林平時節儉，但太太來時則保證她過兩天輕松而富裕的生活。
他那時對寫小說沒有興趣，醉心于戲劇創作。
戲劇中隻限于話劇，話劇裡又單寫喜劇。
所以，寫的劇本沒有地方發表，更别提排演。
太太上學，他拿不到稿費，按說應常處在“經濟危機”中。
可他竟能打點得蠻舒服，還不用借債。
其秘密除去平時節省外（其節省方法包括自己喝酒隻喝二鍋頭，若我請客就指名要西鳳），還從不進百貨公司。
買什麼都上舊貨攤或寄賣店。
他的鞋是在舊貨攤上買的，小工藝品是在舊貨攤買的，唯一的書櫥也是舊貨攤買的。
給太太置辦貴重的貂皮大衣，花了人民币40元，也是花在寄賣行裡。
太太來京，他就能用小電爐做點吃的表愛心，每逢這時，不管請不請我，我都趕去吃。
不過他造廚的手藝有限，根本不能跟汪曾祺相提并論。
他看家菜譜是煮紅棗加花生米，雪裡蕼燒黃花魚，外加一盤豬頭肉。
林先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