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弄什麼京音律韻，我這樣的根本不是個兒，在他寫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後有位負責人跟他說：“你總這樣跟工農兵不着邊不行啊，得深入工農兵生活。
”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猶豫地深入工農兵去。
下農村，進西藏，随後就寫出了熱鬧一時的《江山多嬌》、《縣委書記》和一部名垂永久的《農奴》。
到此也算是功德圓滿了，可他還要再接再厲，竟視死如歸地去了美國正進行“地毯式轟炸”的越南前線，并且在彈片橫飛中寫下一部劇本。
天可憐見這劇本還沒發表就被偉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單。
等他從美國炸彈下返回北京，便帶着一身罪名，發往大西北“充軍”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命危險絕不比在越南小。
可死裡逃生後想幹的第一件事還是寫作。
“文化大革命”過後我倆頭次見面他就談他正在寫和正要寫的作品，不久就給我送來兩個劇本，一本是寫一個連隊，另一本是寫一位被“四人幫”殘酷迫害緻死的烈士。
他跟我說：“我知道這倆戲都不能拍，可我不寫出來對不起死去的和活着的。
我寫出來了，哪怕隻給朋友們看看我也算了結一番心願。
”我無法評判過去有些做法的得失，但宗江為人民，為事業的這種熱誠勇敢勁頭我是永遠崇敬的。
别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裡洋場出過大風頭，卻絕不是文學、藝術前邊加個“玩”字的公子哥兒。
宗江是個多栖、全才的藝術家。
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隻看到凡是派給他的活他都幹。
50年代有一陣聽說他在寫越劇《春香傳》，那劇彩排時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後忙活，可說明書裡并沒他的名字；又聽說寫了話劇，卻又不見下文。
有天我和畫家彭彬在長安聽侯寶林的相聲。
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着，演出過一半，我覺得亮光一閃，有位穿藍綢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緊挨我坐了下來。
那時穿旗袍的人已經不多，何況小姐眼光在我臉上掃了一下，我便扭過頭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則已，一看招來幾句好話。
“對不起，打擾您了，耽誤您聽段子了。
”
“嗨，我當是誰呢，言小姐！”
“沖您點了半天頭您理都沒理，原來您還認識我呀。
”
那一陣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鬧氣兒，不是一般的氣，是氣得要自殺。
我既和她那位對手一個衙門裡辦公，挨幾句搶白也算活該，我就連忙道歉。
我看她精神煥發，不像要自殺的樣兒，搭讪說：“您最近在忙什麼？”她說：“排《春香傳》哪，是宗江給幫的忙，作家裡還是有人夠交情的。
”
我才知道宗江在幫她排《春香傳》。
果然，《春香傳》演出時門口牌子上寫着“藝術指導黃宗江、鄭律成”。
戲不錯，得了獎，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員之一。
論功底，論扮相，論嗓子，論梅派戲的地道味兒，沒幾個人能趕上她。
在這點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過他還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長處。
他說《春香傳》連編劇帶導演其實都是慧珠自己幹的，他隻幫了點忙，慧珠卻堅持要把他的名字寫出來。
這和他在另一出戲裡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
不過宗江剛看到門外牌子時還有點不安。
他說：“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鄭律成前邊呢。
人家是《延安頌》的作者呀。
”後來又看到說明書，他心裡才踏實。
說明書上印的是“鄭律成黃宗江”。
由此宗江得出個結論：“言慧珠才女也！”
可歎才女命運多舛，不久後自殺一次，幸好被搶救過來，但到“文化大革命”時終于還是拂袖而去了。
後來我還看過她一些戲，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時演的《鳳還巢》和與宗江合作的《春香傳》。
此外還有出《百花贈劍》，我覺得誰也沒她演得好。
三
最先鼓勵我寫電影的是黃宗江，雖然我至今也沒寫成一個電影劇本，但這份關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懸崖上》發表後，接到在電影學院要畢業還沒畢業的董克娜的電話，約我去談談。
意思是要我把它改為電影劇本，他們作為畢業論文來拍片，後來桑夫同志又來約，說北影會拍得更好。
但我對電影把握不大，興緻不高，就找宗江商量。
他那時結婚不久，住在西單大院胡同。
我去時他正享受天倫之樂，就背着小女兒，拉着大女兒跟我談話。
聽說丹娣如今也做了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