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一步步移到台灣去的，在台北戲劇學校受完教育，到大鵬劇團工作，20年前由台灣轉到法國，在這裡一家大學教中國文學。
我認識的不少學中文的法國朋友，都聽過他的課。
在法國漢學界也算是名人，我問他：“你在法國如此多年，何以還是這身國粹打扮？”
他說，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親手做的，頭發也是太太給剪的。
太太是8年前離開中國山東農村的。
這裝束、這發式全是當時最時髦的。
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時髦、最漂亮。
老徐愛他的太太，隻要太太看着滿意，他認為自己沒理由反對；于是他就成了現在這模樣，而巴黎這地方對服裝是持有兼收并蓄、見怪不怪、越奇特越有價值的觀點的。
老徐這身打扮從沒有人認為不時髦，我聽了真想把這消息傳達給國内那些選服裝以洋化、港化為标準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滿臉像開了朵細瓣菊花：太太名叫蘭英，他由衷地說：“我們蘭英真好，有了她，我什麼都變了：整個家像個家了，她帶三個孩子，還給服裝公司繡花，買菜做飯，做衣服理發，從沒叫過苦，我娶了她，經濟上也改觀了，以前一個人生活也那麼多工資。
雖不貧乏，可也不富裕，現在我買了幢房子，還有積蓄。
”
肥仔說：“最重要的是給你生了三個兒子！”
“那當然，那當然！”老徐毫不謙虛地說：“現在兩個上學，一個還小。
還會說點話，法國話，兩個大的能說點中國話，複雜的不行。
在法國孩子也是份财産，生三個孩子，國家每月給母親和孩子各兩千法郎的補貼。
等于我一年寫本書，而且是銷路較好的書。
”
我說：“隻對母親和孩子給補貼不公平，父親也付出勞動了！”
他說：“對父親也有優待，我乘公共車一律是收半價呢！蘭英車開得很好，可我還是乘地鐵，安全，便宜，比别人便宜一半。
”蘭英是他們鄰縣，莒縣人，莒縣我也住過，這地方很貧瘠，但是出名人，劉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
丁家是大戶，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鐵修，抗日戰争時帶着武工隊隻身打據點。
日本人聞風喪膽，後來負了傷被日本軍隊捉住，用盡酷刑，毫不動搖，終于又被中國軍隊救了出來。
他的事在家鄉像傳奇故事般到處流傳：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個劇團演過戲，而且就演丁鐵修的故事。
一說蘭英是那裡人，自然感到親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說：“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來接你們，到我家吃中飯。
”
八
老徐竟然有兩處住房，一個在塞納河邊距拿破侖波舒巴特的墓地不遠處的一幢樓上。
他在這裡租了三間房子，房東老太太到過中國，十分善良，老徐結婚後，蘭英來到法國，第一位法語教師就是這位C夫人，C夫人教蘭英法語，發現這個學生這麼勤奮，這麼聰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這麼孤獨，于是自願地當了她的保護人，從蘭英生下第一個孩子開始，她又兼了孩子們的教母、養母和家庭教師，一句話三個孩子大部分時間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們吃、住、玩、清洗衛生、入學前的幼兒教育。
孩子們管她叫奶奶，老徐和蘭英在不在家孩子們無所謂，可這奶奶若不在就沒了主心骨。
老徐當然很感激這位房東，實際上也是拿她當親眷看。
可山東人的怪脾氣實在難改，有時一犯脾氣就幾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
他去不去無所謂，孩子們和蘭英照樣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
老徐要保持他“獨立性”，又在聖母院廣場附近買了一處房子。
這是一幢高層建築的最下一層，把着街角，因此兩個門開在兩條不同的街上，如果開商店，無疑這是個好地點，但老徐把前面門的鐵合頁門一開到底，從後門出入，這屋子地面之上，是一大間和一小間，大間有近30平方米，小間10多平方米，外加廚房和衛生間。
而地面之下還有同樣大小的地下室。
地面上這間大屋内，放着一個長餐桌，一套沙發，一台電視機，還有個書櫃，但沒有寫字台，在小間裡放了一個折疊單人床，在床、桌、櫃之間是各種有用和沒用的雜物，如玩具、兒童畫冊、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還有個兒童車，而偌大的地下室裡，幾乎什麼家具也沒有，隻有一台錄音機和多得數不清的畫冊和兒童玩具。
根據這些陳設，你怎樣也猜不出這間屋子做什麼用。
給我隻留下一個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現代西方的，生活方式絕對是中國山東農村的。
我問老徐，這棟房子他平時作什麼用？他說這裡離兩個孩子的學校近，他們中午下學可以上這兒來吃飯和休息。
晚上全家回那邊過夜。
白天全家和孩子們一起到這兒來。
孩子去上學，他就在這兒備課、讀書，蘭英可以在這兒繡花、洗衣、做針線。
不過也不是每天大家都過來。
總之要有一個大人陪着過來。
如果他們倆都沒有空，也有房東夫人陪兩個大孩子過來的時候。
善心的“奶奶”中午為兩個孩子做中飯，晚上再把兩個孩子帶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開車送到這裡，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樣，自己下廚房去燒水、煮咖啡。
老徐利用這個時間把扔在地上的畫冊、報紙和各種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這時後門外有了腳步聲。
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用力推開門，大叫着闖了進來。
接着又跟進來一個和這孩子一模一樣、除去喊叫的聲音外，其他都小了一号的孩子。
再後邊就進來一位婦女抱着個又小了一号，和前邊兩個孩子長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這婦女無疑就是蘭英了，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我肯定見過這個人，甚至從她孩童時代就認識她：因為她的衣着、神态、語音都是我多年來看慣聽熟了的。
我簡直不相信這是在巴黎，連在北京也很少見到這樣打扮的婦女了，隻有在十年前的山東山溝裡我才能碰上這樣的婦女。
她們的聰明、美貌是那山區裡人的驕傲，而她的衣着也就為那地方的少女們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紅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淺灰褲黑布鞋，頭發齊領口。
不吹不燙，隻在左側卡了一個金色的發卡。
她的身材是标準的中國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稱而不誇張。
臉上仍保留在露天勞動時染上的陽光的色彩。
老徐事先對她介紹過我，所以進門來頭句話就說：“友梅大哥還沒到嗎？”這樣純粹的山東鄉音我已多年沒聽到了，聽了無限親切。
我正要回答她的問話。
第二個孩子和肥仔談話的聲音大了起來。
他倆都用法語。
倆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摟着他。
孩子說很長一串話，肥仔簡短地問了句什麼，孩子又指着他媽媽大聲說了幾句，這時蘭英忍不住裝出一副嗔怒樣子，沖他們倆說了起來。
她的法語那麼悅耳、自然。
雖然我聽不懂意思，但聽得出完全像她說山東話一樣地道。
何以見得？我是從語氣、語感、神态上判斷出來的。
這三個人說法語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說；肥仔半閉着眼——我懷疑他已有一半在睡着——附和着孩子說些什麼同情的話；蘭英一邊在做事情——将懷中孩子交給老徐，理正自己衣服，從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間去洗手，拿着青菜到竈間去洗做……一邊假嗔地反駁着肥仔和孩子。
老徐在一邊笑，我問老徐他們在談什麼？老徐說孩子在抱怨這兩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渾身是包；肥仔說蚊子總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媽媽沒替他們把門窗關好和沒有用殺蟲藥去殺它們；蘭英申述自己不噴殺蟲藥和不應當把一切責任全歸于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們說中國話，不然我們至少有兩個人不能參與他們讨論。
大的和中的兩個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議，他們一張嘴我才知道，他們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東土語，他們發“躺着”叫“切着”，稱“我”為“俺”，一句長長的這種山東土話，中間還要加上不少法語詞彙，嶽華聽了苦笑說：“我聽他們的中國話比聽法國話還要費力氣。
”
蘭英就在和我們的答話中，洗了菜，和了面，拌了餡，并且動手包餃子。
我們大家都要動手，她說用不着，這幾個人吃飯不夠她忙的。
老徐在巴黎住了10年，一度在華人社區以“風流才子”聞名，黃發白膚的女朋友交了一個又一個，最後打定主意：要成家還是得找中國姑娘。
中國一般的地方還不行，必須是他的故鄉山東人。
1978年，在他離開大陸30年之後，第一次返鄉去探親。
據他自己說，他是少小離家，思鄉心切回去的，并不是為了找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