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入籍手續。
他不會英語，美國政府限期他學會英語，才準辦理。
為此他正在加勁補英語，等英語考及格，入了美國籍後許多事都好辦了，工錢也會增加的。
再幹幾年，再積點錢，就不打算在美國住了，大陸物價便宜。
他想在家鄉買所房子，和老伴回去養老。
有10萬美元就可度個舒服的晚年，這個目标不難達到。
我問他，在美國這麼多年，怎麼英語還不及格？他說：“非法居留打工的，哪有時間去學英語呀，何況成年累月都在後廚房幹活，偶爾休息兩天，隻是在唐人街上轉，也用不着英語，現在臨陣磨槍，為了安心念書才租了間房子自己住，所以好久沒上那家餐館去，錯過了我們見面的機會。
”
放下電話，心中很不是滋味。
家鄉人都把他當成腰纏萬貫的美國财主，為此有的人對他帶有更多的羨慕和索取心願，當然，按他所有确也可以算個美金萬元戶了，以我家鄉标準，倒也該列入财主隊中去。
不過人們若都能聽到昨晚那幾個青年說的話，知道點非法移民在美國受的苛刻待遇，心情該會有點兒不同吧。
十一
清茂夫婦開車把我送到耶魯大學城時，已是下午4時左右，直接把我送到了愁予的教學樓。
把我交給愁予，他們先行去愁予家了。
因為我們出發晚了一點，這時學生們早已到齊，坐在課室等着了。
我匆匆喝了杯水，就上了講台。
講課總共也就用了個把鐘頭，我在耶魯的正式工作做完了，剩下來的完全是我的自由時間，我就輕輕松松到了愁予家。
我曾并非開玩笑地說過，愁予夫妻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夫唱婦随派。
愁予在台灣是鋒頭極健的名詩人。
每次回台灣，他在街上一走，不一會兒身後就跟上一群崇拜者，當然大多是青年女性，特别是女大學生們。
而梅芬在台灣是紅極一時的歌星，其崇拜者絕不比愁予少。
最近我看台灣報紙報道，台北一個新的大劇院落成典禮，就請的是愁予夫婦打炮，愁予朗誦他的詩，梅芬表演她的歌，真是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而他們在美國度的卻是清靜超脫的學者生涯。
有些朋友談論起來，覺得愁予在美國是受了委屈了，很為他有所不平。
到這裡後我見到的是愁予教書得志，梅芬治家有方，兩人生活得恩愛溫馨，其樂融融。
朋友們到此很少不被他們的幸福氣氛所感染。
愁予盡管掌了大學教席，仍然是一派詩人性情。
他勢情豪邁，仍保有一片天真，就我所知，凡有國内朋友到紐約來，隻要時間來得及，他總要請到耶魯來玩，隻要來，還必定他自己開車去接。
紐約距耶魯也是好幾百裡地呢，他從未有過難色，而他到國内來時，卻是處處為朋友着想，盡量少給人添麻煩。
在這點上他和另一位在美國的朋友有共同處，但他和那位卻又有着極大的不同。
人家那位是除去辦公事，别的一律不幹或少幹，尤其是旅遊，幾乎毫無興趣。
而愁予則是對任何事都充滿興趣。
他愛旅遊，又不想麻煩别人，結果就常常做出出人意料的事來。
有次他來北京，本來說好我幫他聯系去某個地方的，我還沒聯系好，他人忽然不見了，向酒店查問，人家說他已退了房子，打聽幾個熟識的朋友處，誰也沒見他。
弄得我好擔心。
過了兩天，他來電話說他自己買了張火車票到那地方去了。
在那邊住了幾天小店，擠了幾天公共汽車，誰也沒麻煩，玩得挺好……我說：“老弟，别忘了你是美國護照哇！”他說：“什麼護照也沒關系，在中國我的長相，我的語言，我的感情做派才是真正的護照！血濃于水，懂嗎？”
愁予是河北唐山人，小時在北京上過學，北京話說得很有韻味。
沒有台灣“國語”腔，甚至比大陸那些以港台國語為時髦，故意裝作大舌頭，把話說得含含糊糊的大陸歌星們也講得像話。
在台灣用這種“京片子”口音朗誦自己的詩，是招人贊羨的。
可是他說“北京話也有短處，要當政治領袖，當大官，北京話可欠點威風，要用四川話說‘我們中圭啊’這多有氣派！用北京話一說‘我們中國哇’就沒勁了不是！”
第二天起他就開車拉着我四處遊逛。
我們去看了一個港口小鎮，那是當初殖民時期歐洲移民最初在美國登陸的地點之一。
我們參觀另一個小鎮時，看到小廣場上拉着彩旗，人頭攢動。
高高的台上有幾個樂手，穿着老式的破燕尾服，戴着高筒禮帽吹奏管樂。
他叫我猜這是幹什麼的，我說八成是馬戲團，我由此還想起了美國一篇小說《馬戲團來到鎮上》所描寫過的情形。
他笑而不答，隻是領着我往人群中沖去。
走近了一看，才發現這裡原來是個汽車展銷會。
美國産、外國産的汽車擺滿了廣場，其中有豪華昂貴帶冰箱電視的，也有普及廉價型的，真是琳琅滿目。
打聽了一下情況，據說這裡最走俏的是韓國車和日本車，若追求豪華，幾種歐洲車也叫座，比起來還就是美國車銷得差。
我說：“看來美國也有個崇洋媚外的風氣。
”愁予說：“日本車韓國車就是又便宜又好用，有什麼辦法呢。
美國在這方面的競争力越來越不行。
雖然有人主張保護主義，看來一時很難奏效。
”
梅芬也是淩雲大師的信徒。
他家裡也挂了不少風鈴之類驅邪的吉祥物，蒙秋鴻好意還傳授了我幾種卦法，所以到這裡後我已能認出幾種方位的意義了。
愁予認為世界上尚有許多事物是還未被人類理解的，不要輕易否定它。
在這裡我和張潔的女兒唐棣通了話，原來我們冰心媽媽的母校衛斯理距此不遠，她正在那裡上學。
但索爾茲伯裡來電話說下一天他就從西部趕回來陪我去他家鄉。
我隻好放棄去參觀這所女校的打算，約唐棣和我在機場見。
第二天，愁予夫妻開車拉我到機場，在那裡大家會合，一直奔康涅狄格索爾茲伯裡鎮去了。
十二
1988年10月16日，索爾茲伯裡夫婦把我從康涅狄格送到了紐約。
車子開到索在紐約的公寓夏洛蒂先下了車，和她告過别，索繼續前進，開到一個汽車修理店（不能叫廠，因為它太小，相當于我們的自行車修理鋪，汽車體積比自行車大，這鋪面也就大點），索把車交給店主兼修理工，叫他去檢修擦洗，我們又叫了部出租車去僑報。
的士沿着河邊走，就是這條河在紐約分開又合攏，造出個曼哈頓島。
從而又造出那座大家都熟悉的橋，凡是以紐約為背景的電影，一開頭準要拍它。
不論藝術片、功夫片、偵探片、廣告片，甚至“兒童不宜”的片中連作愛都選擇在這橋上。
恰好走在這橋旁時，索和司機發生了争執。
我雖聽不懂，但看得出那司機的表情和我國出租車司機耍刁時表情相似。
估計要敲我們的竹杠，索争了兩句，就點頭不耐煩地連說“OK，OK！”然後沖我做了個鬼臉，下車後索掏出錢給了他，頭也不回就領我進了《華僑日報》的大門，小聲對我說：“NOGOOD。
”又搖搖頭。
證明我的猜測正确。
索雖然仍有些悻悻然，我卻暗地有點高興，改變了我對有些事的看法。
有次張潔的母親病重，張扶她在路邊攔了幾輛的士都沒停，後來她急中生智，掏出幾張美鈔舉在頭上搖晃，馬上就有的士靠了過來，我對此事就很反感。
有時從外地回來，若是半夜下飛機，總是得多付一倍錢才要得到車。
我對此類事也不痛快。
現在看到美國司機也是這樣，知道這一套原來是從外國引進的，我就想開了，既然有的名歌星連說中國話說法都要從港台引進，非咬着舌頭不把四聲尖團弄說錯不算新潮，的士司機從國外引進點新手法，有什麼可大驚小怪呢？
索把我領進僑報辦公樓。
把我交給王渝，就告别了，約好和我明年春天在北京再見面。
僑報設在距“孔子大廈”不遠的一條小街上，是座四層或五層的樓，樓下一層是旅行社，鬧不清是什麼旅行社，總之是一家中資或是和中國有關系的企業。
它的廣告上有中文說明，專門承辦去中國大陸旅遊的業務，二樓是僑報的編輯室，已經過了下班時間，我們到時，王渝和另一位女士正在研究是否還等我，因為有我上次飛機報錯時間和航班的例證，她懷疑這次我又報錯了時間。
王渝請我先住到她家去，這樣就可以把不用的行李存放到報社四樓一間住室内。
這間屋雖不大，卻很住過幾位名人，國内受單獨邀請來訪的一些作家到紐約後多半在這裡住幾天，一是便于和這裡的華人文化界朋友交往，而更重要的是這裡對國内來的朋友免收房費，目前住的是一位國内某報的記者。
僑報和國内有些報刊建立了協作關系，每年請一兩位國内同行到美國實習。
僑報也是我這次來美講學的贊助人之一，我雖是應幾個大學所邀，但僑報熱心提供了往返機票，才促成此行。
行李放好後，王渝就領我直奔地鐵站。
到中央車站下了車，又換上一列地上的火車，再繼續前進，甩去於梨華處的同樣手續，減去一半時間，才能到王渝住的高級住宅區。
這是一片圍在綠化地中間的樓房。
雖比起於梨華的山間别墅還有段差距，但在紐約這地方能有這麼片淨土，也就不易了。
我估計這是王渝外子老夏買的，他是聯合國職員，收入可觀，不然在中資系統的王渝絕買不起這樣的房。
晚上王渝下廚為我們做飯，吃飯時我表示感謝，老夏就趁機提出，要我去聯合國作一次演講，這個場合提出的要求是無法推托的，但我提了個條件，隻談文學，不談政治。
我認為聯合國是個政治機構，估計它的成員對政治興趣比文學大，而我是最怕講政治的。
誰知老夏一聽欣然答應，他說我若不提出來，他還想向我建議少談政治呢。
聯合國當然是個政治機構，但他們普通工作人員可并不是政治家，上班時間聽各國政治家演講，那是職業上的需要，業餘時間他們才不想再聽那些東西。
我接受了邀請，何時去講等他通知。
第二天吃過早飯，仍随王渝乘地鐵去僑報，和僑報的負責人商量我這兩天的活動日程。
18日當天，僑報對我采訪，中午請我吃便飯。
19日，由L陪我上街遊覽和買東西。
L和我是熟朋友，他原來是北京一家報紙的理論編輯，寫評論文章很有點名氣，前幾年他太太到美國來住娘家，得了病，便沒再回北京，他請假來美探親，也從此留了下來，他不願待在丈人家吃閑飯，況且這也不符合美國習慣，總要找個工作掙錢，但英語還聽不大懂，又不會占蔔烹饪，能幹什麼呢？學中文的，隻能找與中文有關的事作，便應聘到僑報，不過不是做編輯，而是做校對。
宰牛刀用來殺雞，當然輕而易舉。
每天上午來幾個小時，把大樣上的錯字、标點改改。
一天的工作便做完了。
輕閑倒也是輕閑的，幾年前我來紐約時，覺得他多少有點寂寞感，這次好多了，有人告訴我現在他也替報紙寫點社論之類文章，隻是不署他的名字，他自己跟我說，除去報社的工作，他還在籌辦個公司并與人合辦個華文刊物。
精神上和物質上看來都比我上次來時強。
采訪就在僑報的三樓進行。
無非談點國内文學界的近況和我這次來美的活動情形，因為是熟朋友，談得很順利，沒一會兒工夫就完成任務了。
距離吃飯還有一段時間。
我就回到二樓編輯室翻看近日報紙。
二樓這間屋，是僑報主要辦公室，一間大屋，橫豎放了足有一二十張辦公桌，從主編到校對全部人馬“漢八郎當”全擠在這裡。
這樣，隻要來一個客人，就是全體的客人，誰碰上誰就接待，絕不會使客人受冷落。
因為僑報幾任老總對文學交流都熱心，許多次國内作家來美都是他們提供的旅費。
這編輯室就成了中國作家必到的地方。
作家來得多了總會有點趣聞。
趣聞之一是有天幾個編輯在閑談：“大陸女作家作品雖寫得很好，但長相似乎都平常，不像台灣女作家裡幾位出名的漂亮……”正說之間突然推門走進兩位靓女，明眸皓齒，烏發紅顔，風度優雅，光彩照人，一時四座皆驚。
兩位小姐笑嘻嘻地問道：“這裡是僑報編輯室嗎？”大家搶着答應。
二位就遞過兩張名片來，接過一看，上邊寫：“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王小鷹、程乃珊。
”衆人看了趕緊招呼，從此再不敢說大陸女作家缺少靓女。
這個編輯室确實是個結識朋友、擴大交往的好地方。
這次在紐約，我在這裡坐過兩次，兩次加一起約有三小時，就遇見了兒個有趣的朋友。
這天我為了等吃飯，坐在那閑看報，翻看間忽聽耳邊有個聲音很耳熟，擡頭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C先生也，C原來在中央某學院當教師，“文化大革命”後期，他有一張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很被大家傳誦了一陣，是個有思想有作為的壯士，不知應美國哪個部門之約來進行文化交流，也不知為什麼他延期未回。
反正有好幾年沒見到了，不料在此碰見，見他衣冠不整，形容狼狽，我怕認錯人，就問身邊一位小姐，這是不是他？小姐說是的，他近來也在這裡臨時打工，正說着，他回頭也看見了我，歡呼一聲走了進來，我也很高興，寒暄後便問他為何如此狼狽？他說倒黴透了，上午在街上去了趟公共場所的洗手間，跟着又進去一個黑人，黑人進了門就把廁所門反鎖上了，向他伸出手來說：“朋友，我口渴得很，有錢拿出點來給我買杯啤酒。
”C可能沒完全聽懂，也可能想發揚與壞人壞事作鬥争的傳統，也可能就是舍不得錢，總之拒絕了他的要求，這位黑哥兒們全不顧華人和他一樣在這裡都是少數民族，也不懂少數民族應當團結起來為共同的利益鬥争的道理，三拳兩腳把他逼到屋角，一手卡住他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亂翻，終于從内衣口袋裡翻出一二百美元來，不見錢則已，見了錢這位黑朋友反倒火更大了，搖着錢沖他發表了一通演講；教導他為人必須誠實。
說完把錢全放進兜裡，騰出手來，用中國紅衛兵觸人靈魂的辦法觸了一通他的軀體，以緻弄成這麼個模樣。
我聽後安慰了他幾句。
他說：“這個鬼地方，我不想待了，我不久就要回國去！”
他走之後，我仍看報紙，這時屋裡很靜，就聽見王渝跟一個男士在談話，聲音雖低，但談得很熱烈，那男士嘁嘁嚓嚓，表情誠摯，樣子像是對僑報有所求。
王渝女士，仍是那副忠厚笑臉，連連點頭，好像是表示同情。
再看那位男士的穿戴，上身一件松松垮垮的舊夾克，腳下拖着雙已看不清顔色的破皮鞋，樣子好像也剛被黑人兄弟打劫過，估計這又是個來僑報找工打的流浪者。
為怕人家難堪，我趕緊低下頭再去看報。
過一會兒那位同胞問了王渝一句什麼，便朝我走了過來，熱情地伸出手說：“唔，原來你是鄧先生，久仰久仰，我叫謝天樂……”說着遞過一張名片，我一看上邊寫着“全美江西同鄉會會長，什麼公司董事長……”光頭銜有好幾排。
這時王渝過來為我介紹，才知道他是台灣鼎鼎大名的作家、記者謝青。
我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為聽朋友說過，這謝青發了财，沒心思寫作品了，怎麼也和剛才那位C兄一樣，一副狼狽相呢？出于寫作人的職業習慣，我便拐着彎問他：“你們剛才好像在談點重要的事，是不是叫我給打斷了？”他說：“沒什麼，一點小事，我有個旅館不想要了，現在每年淨收益有幾萬美元，我賣給别人也是賣，這個便宜不如叫自己人得去，所以我勸他們買下來。
”我說：“這麼好的産業為什麼你自己不要了？”他說：“掙錢掙膩了，我經營煩了，我的錢已經夠用到死了，還要那麼多錢幹什麼，留出些閑時間來寫東西好不好！我以前寫作很有熱情，可是靠寫作混不飽肚子呀，這才改行去做生意。
誰知狗運亨通，作了幾年地産發了财了。
做生意是為賺錢，有了錢還做生意幹什麼？留點時間給自己用用不好嗎？”我們談熟了，我就問他：“在美國你也算個富翁了，怎麼還這身打扮？”他說：“入鄉随俗嗎，參加上層社會社交活動，我比誰穿得都講究。
咱們絕不能在白種人面前丢身份，可這是上唐人街來呀，這樣老鄉們才把我當自己人是不是？而且這樣我走在華人區、黑人區都安全無恙，在美國這麼多年我沒像C先生那樣遭過搶劫。
他看我這樣不像有錢的！”他問我住在哪裡，我說：“我現住在王渝家，但我覺得太麻煩她，準備一兩天就搬出來，到一個年輕朋友家去住幾天。
”他馬上說：“到我旅館去。
到那裡我管你吃住交通，别的自己解決。
我沒工夫陪你，但你愛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雖很感動，但還是謝絕了，因為憑我那一句半英語，我還不太想完全自由活動。
十三
不料當天晚上，我還是從王渝家搬出來了。
不是我做了什麼讨厭事叫王渝給轟出來的，也不是他們那裡不方便或不熱情，隻因王渝是名人，住在她家目标很大，别人太容易找到我。
我隻想在紐約休息幾天，随便玩玩，不願再忙于應酬，這想法也是由于一個朋友的來訪引起的。
18日僑報對我采訪完。
離吃飯還有一段時間，受謝青啟發，我想一個人到附近的孔子大廈周圍去轉轉。
這一帶是唐人的勢力範圍，商店招牌上全是方塊中文，店員多半為炎黃子孫，雖然有些隻會說廣東話，總比同純的外國佬打交道方便，有人在美國待了一輩子，一句英語沒學會，作買作賣，娶妻生子，什麼也沒耽誤，就是因為有這唐人街存在。
當然，任何好事也有它的負面，前些年中國在這裡辦了個展覽會，有幾位唐人街的老華僑看了後就非常掃興，因為會上隻預備了英語和漢語普通話解說員，沒有廣東話解說員。
這幾位兩樣話都聽不懂。
至于文字說明，那更沒用，能看懂文字說明也就聽得懂英語或普通話了。
近幾年随着從台灣來的移民增多，唐人街上普通話開始普及起來了，雖然滿口都是“好好玩”、“好好看”之類，總比聽廣東話又方便點。
我正動身去唐人街，一位編輯小姐急沖沖跑來告訴我說：“鄧先生，×女士來找你已經上樓了。
”
這樣我就勉為其難地接待了這位朋友，并馬上也就下定決心，盡快從王渝家搬出來，對外宣布我已離開紐約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對人冷淡，實在有難言之苦。
以前，我是個愛幫人講友情的人。
常常自不量力，結果事情沒辦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
這樣我就總結了一條教訓，自己辦不到的事不要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