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應承。
但我這人天生不會對朋友說不字，盡管給自己定了這條紀律，可事到臨頭，經不住人家幾句好話。
明知辦不到的事還是硬着頭皮答應下來，還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滿意，為防止類似錯誤，隻好改為預防為主的政策，估計來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辦不到的事，就連面也别見。
這天來的這個朋友我估計就屬于這一類，後來證明果然不錯。
這是位女士，說出名字來人們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寫的小說頗有讀者。
她那時寫的電影至今國内還常放映。
據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别的什麼也好，都沒怎麼碰到她，“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嚴重的，與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實在是算不上什麼。
近十年來在一個省裡當專業作家，日子也過得不錯。
當然，發表的作品沒以前那麼轟動了，但這總算不到受迫害的賬上去。
可不知這麼一來，這位小姐借個機會跑到美國來不肯再回去了。
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國混得像個樣就難了。
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齡，會的英語單詞比我多點有限，湊合着坐飛機能不上錯就不錯，靠它謀生連門也沒有。
用中文寫東西換稿費吧，美國的中文報紙就那兩家，文藝版面很小，不能光供你發表，中文期刊當時還沒創辦，隻能向香港和台灣投稿，可港台發表外來作品總得有點選擇，反映大陸生活嗎？她離開大陸已好幾年，遠不如仍在大陸的作家寫得更了解當前的實際情況，更有現實性，反映美國生活嗎？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國作家還是以寫在美國的中國人為主呢，靠這條路掙飯吃顯然沒門兒。
這樣一來二去，照《紅樓夢》的說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了”。
原來向她約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
人家本是出于同情，想約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卻隻要有人來約，一送就是幾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進退兩難，發吧，發不了，退稿，又得罪她。
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我采取的“回避法”。
可我這次沒能回避開，就陪她坐了一個多小時。
她提出的一些困難，我很同情，但絕非我能幫忙解決的。
我隻能勸她好自為之而已。
這位朋友的忙我沒幫上，卻引起我一些感想。
改革開放以後，有的朋友願到海外去發展自己，我一向持同情态度。
我以為這是個人有權選擇，别人無權也無力幹涉的事。
到了外邊自然要按外邊的規則參加競争，因而也不必以中國的習慣對在國外的人作種種挑剔。
隻要不作有損國家利益民族尊嚴的事，在事業上又确實混得比國内好，盡可聽其自然。
再退一步，哪怕隻是經濟生活比國内優越，個人心情也舒暢，别人也不必說三道四。
可有的人在外邊混得像燒煳了的家雀，再掙紮也難得到在國内時的工作條件和社會地位，卻仍然硬撐着在那裡當二等公民，對這樣的朋友，除了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勉強，愛莫能助，好自為之”之外，還能說什麼呢？像這位女士這樣還肯找老朋友談心，述述苦悶，甚至還流露出對祖國的懷念和向往，還是不錯的了，有人連這點也做不到。
我碰到過一位大有名氣的歌手，出國後既沒找到職業，也沒進學校學習，幾乎是靠當地華僑接濟生活，卻向國内刊物投寄他的“國外來信”，報道自己國外成就和計劃，似乎活得很浪漫，很惬意；還有的明明一直在當待業移民，見到國内來的熟人，仍招搖吹噓，自鳴得意，碰到這樣的大佬，那就一句話也沒得說了，若說就隻有引用姜昆在電視節目裡說的那句話：“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第二天L領着我逛紐約。
紐約我以前來過兩次，但都沒去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和國際貿易中心，這次我們就先上這個地方去。
剛解放時我參觀過上海的“證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雜繁亂，後來在電視上看過美國這個交易所的鏡頭，覺得比上海那個更雜亂，到現場一看，才知道這是誤會。
這裡比上海那個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過之，但并不嘈雜。
無數個電視屏幕下有無數個小櫃台似的營業台，盡管營業廳人頭攢動，經紀人跑進跑出，電話不停，傳票亂飛，可坐在參觀台上幾乎聽不到聲音。
參觀台如同戲院的包廂，每個包廂中都有電話，電話用英、法、德、日等數種語言報告股市行情。
我選擇日文按鈕聽了一會兒，結果一句也聽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電影館看介紹交易所情況的電影去，電影是英語說明，L的英語還沒到可以翻譯的水平，也還是隻看了個大概齊。
倒是在展覽廳看得更明白些，因為最醒目的地方，展覽着中國金融機構來此訪問和開展證券業務的材料。
那上邊寫着中文。
我從這裡才知道我國也在開展證券業務，很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高興。
但除去買公債外我還沒和任何有價證券打過交道，所以興趣不大，便催着L帶我去國貿大廈。
國貿大廈是紐約最高的建築之一，在國内曾看過一個材料說在裡邊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層辦事的人乘電梯和乘公共汽車一樣，要換幾次梯才能到達。
我為此作了充分的準備，到那裡一看，情況并不像說的那麼可怕，來開洋葷的人并不止我一個，哪國人都有。
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層去的，美國人并不傻，為了給人留個好印象，專門預備了L路電梯，隻換一次就可以直達100層的屋頂了，該怎麼說怎麼說，這100層真叫高。
往下邊一望，整個紐約，連同新澤西州全收在眼底了。
以前爬山也到過這麼高的地方，但那時看到的是周圍更多的山地或田野。
從這麼高的地方看到腳下滿是高樓大廈，汽車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東京新大谷和香港的合和大廈屋頂往下看過，雖也有趣，但沒有這裡的奇異感受。
大樓當然是美國工人階級建造的。
我覺得美國的工人階級确實很偉大，比起日本和我國香港，這裡還有個好處，就是沒把這絕頂弄成高級餐廳，以廣招财源，而隻是在100層中心開了個廉價快餐館，專為來參觀屋頂的人提供方便。
叫人覺得美國人雖然也要賺錢，卻賺得比較大方。
鳥瞰了紐約，吃了頓标準的美式快餐，參觀項目就算完成，剩下點時間便到唐人街閑逛，本想給家人買點東西，看了一圈，什麼也沒買成。
原因雖多，其根本還在于錢少。
而和香港比起來，美國物價又貴，1985年我在舊金山買了一串風鈴和一個旅行袋，自以為很便宜，到香港一看，同樣的價錢在香港可以買一套大小四個旅行袋和六串風鈴。
美國似乎有兩樣東西是比較便宜的，一是金飾物，一是西洋參。
金飾物咱暫時還買不起，西洋參國内已能種植，據說質量一點不比西洋産的差，西洋參買來隻能當藥吃，并不挂在身上，是否洋貨隻有自己肚子裡有數，既不必在别人面前顯擺，那就不要再花外彙了。
這晚上我從王渝家搬了出來，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十四
小金就是我頭一天到紐約時在又方家碰到的那個青年，應該說他是我孩子的朋友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父親既是個老幹部，又是位建築工程師，順便還是明式家具研究專家，這個兒子是搞攝影的，對文學也很有興趣，還有個女兒是學經濟的，這兄妹倆前些年先後來了紐約，怎麼來的，為什麼來的我都不清楚，隻知兩人在美國混得很不錯，比那些名家還要強些，而兩人之中女兒又比兒子強，掙錢也比她哥哥多，就在紐約的高級住宅區買了套公寓。
除自己住也免費供哥哥使用，房子靠近中央公園的北端，是紐約兩種地區的交界處，再往北走一個街口，就到了有名的黑人區哈萊姆。
哈萊姆幾個字在紐約人心目中是貧窮、肮髒、暴力、犯罪等等恐怖景象的代名詞。
就在我來的前一天，警察發現這裡有人在公開販毒，前去搜捕，幾位黑哥兒們就把警察宰了然後一哄而散，至今沒有破案。
不過住在這附近的人也并不都擔心受怕，這裡的黑朋友自有他們的規矩，雖然哈萊姆區和小金的公寓隻隔一條街，但隻要這邊的人不越雷池一步，他們是不會到這邊來搗亂的，所以站在小屋的公寓門口，如同站在陰陽界上，往南看是高雅富庶，幹淨的街道，色彩鮮明，造型美觀的樓房和綠樹成蔭，草地成片的中央公園，街上行人昂首闊步，衣冠鮮潔；園中遊人花團錦簇，歡聲笑語。
偶爾有一輛供遊玩用的舊式馬車挂着五彩缤紛的車篷走過，車上便灑出串串笑聲。
往北看，成排成片被遺棄的危樓，門窗釘着木闆，牆上畫得亂七八糟。
街上靜悄悄，但在屋角檐下偏僻處，總有三兩個形迹可疑，衣衫褴褛的人在走動，看去确實有些陰森可怖。
我因為好奇，有一天晚上，我拉着小金去探了次險，我們鑽到一家南美移民開的鋪子去吃意大利面條，整個店裡除去一個胖店主外，就我們倆客人，正在等面條的時候，進來個20來歲的黑人青年，背着個麻袋，進來後從麻袋裡掏出一件什麼電器用品和兩把塑料梳子，先問我們要不要，小金裝作不懂英語，說“NOEN-GLISH”。
他又到店主面前去兜售，誰知那店主也說：“NOENGLISH。
”這小夥子就有點火了，沖我們包括店主罵了半天，見我們毫無反應這才悻悻地把門一甩走了，他罵的什麼我聽不懂，但有兩句話卻聽懂了。
他說：“這裡不是古巴，不是高麗，這是美國，你們來這裡幹什麼……”他把我們當成朝鮮人了。
于是我們趕快吃，趕快走，因為誰也不敢保證他不再回來，替朝鮮人挨罵可以，若再替朝鮮人挨頓打就不合算了。
我到小金家第一個晚上，是過得非常愉快的。
他聽說我這天來，為我約了一班青年朋友來助興，這些青年都是近些年才從大陸到美國的，有的已從大學畢業，有的還在邊打工邊上學。
但都是些認真弄學問，搞事業的青年，他們似乎和那些在美國連蒙帶混的中國來客保持着距離。
他們這些人自己成了一個不定期也不定形的小沙龍，過一陣就湊在一起談談心，家鄉、美國、事業、文學、藝術都談，當然也談戀愛。
這天大家無拘無束談得很晚，他們向我打聽國内一些情況，我也向他們了解在美國的生活情況。
看起來他們都生活得很好，以學法律畢業，在律師事務所工作的收入最高，有個女孩子每年收入已達8萬美元左右。
以小金這樣的自由職業者活得最舒服。
小金在這裡仍弄他的攝影，找了個經紀人，專門為人拍廣告攝影。
想幹就幹，不想幹就在家寫他的小說，既有生意，又有自由支配的時間。
這些人是近年從大陸來美的人中比較成功的一批，也是比較不愛招搖的一批，他們踏踏實實地幹事業掙美元，不大過問與己無關的閑事，但都很關心祖國，對國内許多重大事件，他們不僅了解，而且有自己的看法。
既為我們的成就高興，也對一些缺點很有意見，有些意見是出于隔膜和誤解，有的意見很有道理。
但不管是哪一種，都出于愛國之心。
所以，即使是誤解，一經解釋馬上也就可以談通。
結束時，我們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雖說我躲到這裡來是為了逃避應酬，結果應酬也還是一天不空。
所謂應酬，其核心就是吃飯，吃飯不是目的，借吃飯的機會朋友們談談心。
而且據我的觀察，紐約盡管很大，各種餐館都有，真論到吃，不論是中餐、西餐、阿拉伯燒烤、東南亞料理，都比不上香港或歐洲。
到聯合國演講那天，老夏說好演講完請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本來就對紐約的日本料理持疑問态度，恰好演講完天下大雨，我堅持改為在聯合國大廈内吃便餐，想不到這倒是我來美國之後在餐廳裡吃得最好的一頓美式自助午餐，聯合國大廈内有數不清的餐廳，有對外營業的，有專為工作人員服務的。
工作人員餐廳也有好幾個，老夏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樓層最近的一個。
餐廳面積很大，售貨點也較多，座位寬敞，品種齊全，雖然就餐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沒有外邊餐廳的忙亂擁擠，飯菜的味道也好。
據老夏說工作人員憑證件就餐，享受優待，比外邊便宜得多。
此外，幾次和紐約華人文化界的朋友聚會，就都是在中國餐館。
對于海外中國餐館的烹調，我沒多少可說的，中國人在外創業很艱難，能把中國的飲食文化介紹到異邦去，并站穩腳跟，這就很不容易。
我感興趣的是海外中國餐館的内部裝飾，想來最先在外邊經營餐館業的華人，多是小商人小業主層次的華人，心裡懷念祖籍鄉土，又便于營業上的招徕，就在可能的範圍内，盡量地把餐館裝點得有些中國情調。
他們心中向往的最好情調，大約是婚禮壽堂，廟會道場之類喜慶熱鬧的場面。
所以自香港起，所有的中國餐館都是大紅大紫，畫龍描鳳，财神壽星，花燈紅燭，飛揚浮躁而又俗不可耐。
這些遠離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這樣，完全可以理解。
雖然給當地洋人造成個誤解，以為中國人的藝術趣味就是這個德行，總還是動機善良，其情可憫吧，奇怪的是近年來，改革開放之後，國内一些老字号飯館，為了招徕外國觀光客，把原來地道中國裝修競相改成這種唐人街式樣了，這倒好，在文化上也來了個出口轉内銷，我有時真想為這被誤解了的中國文化一哭。
在紐約我正趕上紐約的華人到日本領事館前示威遊行，要求日本賠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中國勞工欠下的債務。
聲勢很大，許多美國人也自動參加表示支持。
在聯合國那天，吃飯時碰到個熟人，他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曾被日本弄去作過勞工，一見到我，就拉住我談此事，要我們國内的戰争受害者也參加這個行動，共同向日本索賠，聽後我說，我很為他們的愛國熱情感動，從感情上說，日本不僅欠我的體力勞動的報酬，而且更欠我精神摧殘的債務，但我是國家公務員，一切要和國家保持一緻，從大局出發，聽從組織決定，我們政府既聲明過放棄日本戰争賠款，在沒公布新的政策前，不能自作主張，我隻能把這個信息傳達給國内的有關人士，研究後再作答複。
他聽了後表示理解，但對我的态度也不無遺憾，為此我也隻能表示遺憾。
這件事談完，馬上又接到了一位朋友通知，說於梨華夫婦來了，紐約的幾個文化界朋友，有個小集會，唐德剛、夏志清幾位教授和幾個我認識的作家都參加，約我也去一聚。
我當然欣然前往，在那裡就又認識了位研究科學的華人專家，一見如故，他就又約我第二天參加由他做東的一個小集會，地點選在距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月宮樓。
除我之外他還請了一對美國夫妻，因為這對美國夫妻在中國住過，對中國很有感情。
我們在一塊談得很投機，當晚就又弄到很晚，半夜回到小金家，梨華來了電話，她說：“你躲到哪裡去了，紐約領事館打電話來找我要人呢，你趕快給領事館打電話去。
”我又打電話去領事館，對方告訴我領事找我有急事，要我明天一早到領事館去面談。
領事館設在紐約最西端，距有名的紅燈區42街不遠。
這倒是很好找。
我去得早，到那裡時人家還沒上班。
但領事先生已經在等我了。
他告訴我，從國内給我打來一封電報，請他轉交給我。
我接過電報馬上看了一遍，原來是責成我在此打聽件事，有位從中國出去的持不同政見者，在美國辦了份政治刊物，他辦他的就是了，這本不值得注意。
費解的是中國作協有位職位很高的人物，不僅在上邊發表了兩篇文章，并且宣布擔任該刊的顧問。
此人也是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美國講學，作協方面想請我就近去看看他，問一下此事的内情，弄清楚這是否意味着他在政治觀點上有什麼變化，領事等我看完，就問我打算怎麼去辦？是否要他給予什麼幫助？我說我已買了去西部的機票，明日就要去洛杉矶，此人正在東部巡回講學，我怕是沒有可能見到他了，唯一的辦法是我到西部後先弄清他的地點，然後通個電話，我請領事替我回個電報給作家協會。
謝了領事先生的一片熱情，就信步到街上去閑逛。
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42街就沿街擺滿了地攤，作小買賣的有美國人，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國人，我見到兩位同胞擺攤賣他們自己的畫。
看樣是正式在美術學院學過的。
畫了些美國風光和中國風光畫，标價都不算高，并沒看見有人買。
據說現在在美國的中國畫家生意最好，價錢最高的是畫首都機場壁畫的那位。
當初他的《潑水節》在首都機場剛露面時，因為有女人半裸的畫面，有人怕毒害了我們的人民，說什麼也不許這畫與群衆見面，用苫布遮蓋了一陣子，到底這畫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熱烈争論了一陣子的。
現在好了，畫家已到了美國，既掙美國人的錢，又可以用畫毒害他的統治階級，勞動人民覺悟高，是不會受到影響的——實在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這一天我充分享受個人自由，逛了臨時形成的跳蚤市場，看了一群印度人穿着民族服裝在街邊演奏。
在朝鮮人開的商店買了點送給孩子的禮物。
然後到中國餐廳飲了頓廣東午茶，下午就回到小金家休息。
小金有任務出差了，我和僑報朋友聯系好，第二天一早，一個朋友開車把我送到新澤西州機場，我一個人又開始了橫跨美國東西部的旅行。
在洛杉矶終于打聽到那位作家朋友的地址，但因為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的朋友們幫我安排的日程很滿，而且還要和一些老友叙舊，便沒來得及和他聯系。
後來到了三藩市，住在天津老鄉趙伯溪家，才打了個電話找到這位作家朋友，問了他在那份雜志上作顧問的事。
他聽後說他還不知道出版了那本刊物，他要找到那本刊物看了才知道是怎麼回事。
不過我來電話也很好，他也正有事托我回去傳達，他說，再有幾個月他也要回國了，希望在他回國前能再分他一套房子……
在三藩市朋友家住了幾天，這朋友是個戲迷，他太太是位很不錯的程派票友，這幾天就把附近幾個愛好京劇的朋友全請了來，在他家辦起一個票房。
有位朋友原是位美軍飛行員，中國話隻能說上海話，他卻迷上了裘派花臉，學習很認真。
但腔調實在說不上悅耳，唱完後我問他，為什麼愛上了京劇？他說中國人麼，總得有點中國生活情趣，他在美國生活了多年，已不可能再回中國生活，隻有到這樣的中國文化氛圍中，才能宣洩點懷鄉之情，不管唱得好壞，一唱這個調調，就記起自己還是中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