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位從前忙忙碌碌的演說家如今成了一位偉大的作家，後世之人将這種轉變歸功于他那遠離家鄉的流放。
他在這平靜的三年時間内所創作的著作和死後所得之名比他之前浪費在國家事務中的三十年時間還要多。
他的生活似乎已經成了一名哲學家的生活。
他幾乎從不注意每天從羅馬發來的消息和書信，他已經是一名永恒的精神共和國的公民，而不是被恺撒的獨裁統治篡權的羅馬共和國的公民。
這位世間法律的導師終于明白了每個在公共事務中發揮作用的人最終必定體會到的一個辛酸秘密：一個人永遠無法長期捍衛民衆的自由，而總是隻能捍衛自己内心的自由。
就這樣，西塞羅，這位世界公民，人文主義者和哲學家，在遠離——如他自己所說——在永遠遠離塵世和政治的喧嚣時——平靜地度過了一個幸福的夏天、一個創作豐碩的秋天、一個意大利的美麗冬天。
他幾乎從不重視每天從羅馬發來的消息和信件，對于那個不再需要他參與的遊戲，他已經變得無所謂了。
他似乎已經完全沉浸在一個文學家愛慕虛榮的欲望中了，他現在隻是那看不見的精神共和國的公民，而不是那個屈從于暴政的、堕落而專制的共和國的公民。
就在3月的一個中午，一名風塵仆仆的送信人氣喘籲籲地跑到了房子裡，他呼吸急促地報告了這個消息：獨裁者恺撒在羅馬元老院的會堂上被殺害了。
接着，送信人就屈膝倒在了地上。
西塞羅的臉色頓時變得煞白。
就在幾周前，他還和這位寬宏大量的獲勝者坐在同一張餐桌旁，雖然西塞羅曾十分憎恨地反對過這位危險的占有優勢者，也曾懷疑過他所取得的軍事勝利，但他卻總是在内心不得不默默敬佩這位有着獨立智慧頭腦、具有組織能力的天才，這個在他的敵人中唯一值得尊敬的懷有人性的人。
但是，雖然恺撒十分憎恨那些謀殺者卑鄙的論調，他不是也因為自己的優越權力和豐功偉績而遭受了這最該受詛咒的謀殺——對國家之子的謀殺嗎？他的天賦難道不正是給羅馬自由帶來最大危險的存在嗎？雖然從人道上來講，他對此人之死感到十分悲痛，但這一惡行卻恰恰推動了最神聖的事業的勝利。
因為，既然現在恺撒已經死了，共和國就能夠再度重建：他的死亡成就了最最崇高的理念的勝利——自由理念的勝利。
就這樣，西塞羅克服了自己最初的震驚。
他從未想過采取這樣一項陰險的行動，可能也從未敢在自己的内心最深處的夢裡希望這樣的事發生。
盡管當布魯圖斯将鮮血淋淋的匕首從恺撒的胸膛抽出來時呼喊了西塞羅的名字，以便讓西塞羅這位共和政體的思想導師成為自己行動的見證者，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卻并沒有将西塞羅牽扯到這次謀反行動中來。
但是，刺殺行動還是不可挽回地發生了，而且必須将對此次行動的評價粉飾為有利于共和政體。
西塞羅明白了：通往古老的羅馬人的自由之路上，必須跨過這具暴君的屍體。
而向其他人指明這條路，則是他的責任。
隻此一次的機會絕不能浪費。
就在同一天，西塞羅放下他的書、他的著作和被藝術家視為最神聖之物的甯靜，急急忙忙趕回羅馬，要從那些謀殺者和複仇者手中拯救恺撒留下的真正遺産——共和國。
當西塞羅踏上羅馬的土地時，他看到了一座迷惘驚慌而不知所措的城市。
在謀殺恺撒行動發生的那一刻，這一行動就證明了自己比那些實施行動的人更加偉大。
這個聚在一起的叛變小團體隻知道要謀殺，要鏟除這個比他們所有人都具優勢的人，而現在，到了要充分利用這一謀殺行動的時刻，他們卻束手無策，不知道要從哪一步開始。
元老院的元老們也在猶豫着，是要贊同這次謀殺，還是要對其審判；早已習慣被粗暴之手束縛的民衆也不敢發表任何意見。
安東尼和恺撒的其他朋友也對這些密謀者有所忌憚，怕失去自己的性命而戰栗發抖。
而那些密謀者卻反過來害怕恺撒的朋友們和他們的複仇。
在這樣一片驚慌失措中，西塞羅被證明是唯一一個果敢的人。
智慧而鎮定的西塞羅，雖然平時謹小慎微，此刻卻毫不猶豫地站出來支持此次自己并未參與的行動。
他身杆筆直地走上元老院會堂，地面上還有被謀殺者未幹的血迹，在集聚的元老院元老們面前稱贊此次謀殺獨裁者的行動為共和理念的一次勝利。
“哦，我的民衆們，你們再次回歸了自由!”他大聲宣告，“你們，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你們完成了不僅僅是羅馬的偉大行動，而且是世界的偉大行動。
”但同時他也要求道，現在要賦予此次謀殺行動比其本身更崇高的意義。
密謀者們應該不遺餘力地奪取恺撒死後遺留下來的政權，并利用這一權力，盡可能快地拯救共和政體，重建古老的羅馬憲法。
安東尼應當卸任執政官的職務，行政權應被移交給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
為了迫使專制統治永遠讓位于自由，這位法律的捍衛者第一次在這一短暫的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時刻打破了法律的陳規。
但正是此刻，密謀者的弱點也暴露出來了。
他們隻能策劃一次密謀，隻能完成一次謀殺行動。
他們隻有力量将匕首插進一個毫無防備能力的人的屍體内五寸深；然後他們的果敢就用盡了。
他們不想奪取政權并加以利用，以重建共和政體，而是費心地想去争取廉價的赦免，并同安東尼談判；他們給了恺撒的同夥們重新聯合的時間，因而也就錯過了最佳時機。
西塞羅已經預見到了這一危險。
他意識到，安東尼在策劃反擊，目的不僅僅是殺死這些密謀者，而且也要摧毀共和思想。
為了迫使那些密謀者，迫使民衆采取果敢的行動，他不斷提出警告，不斷抨擊，不斷宣傳鼓動，不斷演講。
元老院已經準備支持他，民衆們等待的也隻是一個果斷而勇敢地拉起恺撒強大雙手丢下的缰繩的人。
如果西塞羅現在奪取政權，在混亂中重建國家秩序，是沒有人會反對的，所有人隻會松一口氣。
西塞羅自發表卡提利納演說以來就一直熱切期盼的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一刻，終于在3月15日到來了。
如果當時他就知道利用這一時刻，我們在學校學的曆史可能就是另一個版本了；西塞羅這個名字，也就不僅僅是作為著名的作家，而且是作為共和政體的拯救者，作為實現羅馬自由的真正天才，在李維
其永垂不朽的盛名是：從獨裁者手中奪取了政權，并将其自願歸還給了民衆。
但在曆史上，悲劇總是不間斷地上演，一個足智多謀的人，由于内心倍感責任重大，往往很難在決定性的時刻成為一個行動果敢的人。
在那些充滿智慧和創造力的人身上，這種矛盾總是重複出現：因為他能更好地看見這個時代的愚蠢，這也就促使他參與其中，在滿懷熱情的短暫時間内，充滿激情地投入到政治鬥争中去。
但同時，他卻也在猶豫着要不要以暴制暴。
他内心的責任使他退縮了，不敢實施暴力，澆注鮮血。
而在這千載難逢的時刻，正是這種容忍甚至助長輕率的猶豫不決和顧慮重重，使他喪失了行動能力。
在最初的一陣激情消失後，西塞羅以危險的洞察力回顧了形勢。
他回顧那些密謀者，昨天他們還被尊為英雄，現在來看，他們不過是軟弱無能的人，隻會從自己所實施行動的陰影下逃離。
他回顧了那些民衆并且看到，他們已經不再是古老的羅馬民族的民衆了，那個他所夢想的英雄民族，而是隻想着吃喝玩樂、隻關心利益和玩樂消遣的芸芸衆生，今天向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這些謀殺者歡呼；第二天向對其複仇的安東尼歡呼；第三天，又向着那個打倒恺撒雕像的多拉貝拉
他意識到，在這座退化堕落的城市中，沒有一個人願意誠實地為自由理念服務。
所有人都想得到權力或者自身的安逸享受：恺撒已經死了，但無濟于事，因為所有人追求的隻是他的遺産、他的錢财、他的軍團、他的權力，他們為此讨價還價，為此争執不休；他們隻想為自己，而不是為這唯一神聖的羅馬的事業——自由謀利。
在這一時的興奮過後的兩周時間内，西塞羅越來越疲憊，越來越懷疑。
除了他自己之外，沒有人關心共和政體的重建，國家情感已然消失，自由的意義也完全被遺忘。
最後，這場混沌的暴亂讓他感到厭惡。
他不能再有幻覺，以為自己的話會起多大作用，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他作為調解者的角色已經扮演結束了。
不管是自己軟弱還是沒有勇氣也好，他都不能将自己的國家從一觸即發的内戰中拯救出來；他隻能讓國家聽天由命。
4月初，他離開了羅馬——再一次失望而失敗地——回歸了自己的書籍，回到他那座位于那不勒斯海灣附近的普托裡的孤零零的房子。
西塞羅第二次從喧嚣的世界逃離到自己的隐居生活中。
現在他終于意識到，作為學者、人文主義者、法律的捍衛者，涉足那個權力即法律、比起才智和溫和需要更多肆意妄為的領域，從一開始就是錯的。
他不得不十分感慨地承認，他為自己的國家所夢想的那個理想的共和政體，和重建古老的羅馬道德，在這樣一個放縱的時代是不再有可能實現的。
然而，既然他自己不能完成拯救現實的物質世界的行動，至少要為更有智慧的後世之人拯救自己的夢想；一個年近花甲之人一生中所付出的努力和知識，是不會完全無意義地消失的。
就這樣，這位受辱之人開始思考自己原本的力量，在這隐居的日子裡，他為後世留下了寶貴遺産，寫下了自己最後一部也是最偉大的一部著作——《論義務》
這部著作是他的政治和倫理學遺著，記載了公元前44年秋天，同時也是在普托裡度過生命之秋的西塞羅。
書中的語言已經證明，這本關于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論著，是一個早已隐退、對公共事務失去一切激情的人所留下的遺作。
《論義務》是寫給他的兒子的；西塞羅對自己的孩子坦率地承認，他并不是輕率随便地就從公衆生活中隐退，而是因為，作為一個自由的靈魂，作為一名羅馬共和派成員，為專制政權服務有損自己的尊嚴和名譽。
“當國家還需要由那些它自己選擇的人管理的時候，我就已經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貢獻給了國家。
但是，當一切淪為由個人獨裁統治的時候，公共服務或者權威也早已沒有用武之地了。
”自元老院被解散和法庭被關閉以來，他又能憑着那僅有的一點自尊在元老院或者在元老院的論壇上謀求些什麼呢？到目前為止，公衆和政治事務占用了他太多自己的時間。
“沒有為此位從事寫作的人留出閑暇”，他也從來沒能以完整的方式記錄下自己的世界觀。
然而，既然現在他被迫閑下來，他就想至少好好利用這段時間，正驗證了西庇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