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羅給他的兒子闡述的關于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理念，經常不是新的和原創的，而是将書本上的知識和平時接受的知識結合起來：因為即使是一位雄辯家，在六十歲的時候也不會突然成為一名詩人，正如一名編纂者不會成為一名原創作家一樣。
但書中随着悲傷和憤怒情緒而轉變的語境，賦予了西塞羅的觀點一種新的慷慨激昂之感。
在血腥的内戰中，在古羅馬權貴和各派亡命之徒争奪權力之時，一個真正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智者再次夢想——總是像在這樣一個時代裡的個人會夢想的一樣——通過道德認知和妥協實現世界和平這樣一個永恒的夢。
單單公正和法律這兩樣東西就應該組成國家的支柱。
内心正直的人必須奪取政權，而不是蠱惑人心的煽動者，這樣才能實現國家的公正。
沒有人應該被允許将自己的個人意志和獨裁淩駕于民衆之上。
拒絕向任何一個從民衆手中奪取領導權的野心家屈服，是每個人的責任。
作為一個堅強不屈的、有獨立思想的人，他憤怒地拒絕與獨裁者的一切交往，并拒絕為其服務。
西塞羅論證說，暴力統治侵犯每一種權利。
隻有當每個人将自己的個人利益放置在國家利益之後，而不是從自己的公職中謀取私利，這樣一個國家才能實現真正的和諧。
隻有當國家财富不在奢侈和揮霍中被随意浪費，而是得到妥善管理，并轉化為精神藝術文化财富；隻有當貴族摒棄自己的高傲自大，民衆們不被煽動者收買，不将自己的國家出賣給任何一個黨派，要求自己應有的自然權利，國家才能健康發展。
就像所有歌頌中立的人文主義者一樣，西塞羅要求對立階層保持力量平衡。
羅馬不需要蘇拉
西塞羅所說的很多話，都能在先前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找到，也能在後來的讓-雅克·盧梭
但是，西塞羅這一遺作之所以如此令人驚訝地超越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是因為他在公元前半個世紀就第一次提到了一種新的情感——人道主義的情感。
就是在這樣一個最殘暴的曆史時代：僅僅一個恺撒，就在攻占一座城市之後，将兩千名戰俘的雙手砍去；刑訊逼供，角鬥，釘在十字架上的死刑，屠殺成了每日司空見慣的事情。
在這樣一個時代，西塞羅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人，向濫用暴力提出了抗議。
西塞羅譴責戰争是一種獸行，譴責自己的民族窮兵黩武和瘋狂擴張，譴責行省的殘酷剝削。
他要求道，隻應該通過文化和道德感化，而不是通過刀劍，将其他國家吞并到羅馬的版圖内。
西塞羅強烈反對将城市洗劫一空，還主張——這在當時的羅馬絕對是一項荒謬的要求——溫和對待那些無權利的人中最沒有權利的人，也就是奴隸。
西塞羅以預見性的眼光見證了羅馬的滅亡，這種滅亡正是由于其取得的勝利太迅速、太不正當而造成的——因為它隻通過武力征服世界。
自從為了赢得戰利品而同蘇拉開戰以來，羅馬國内的正義就已經丢失了。
而且，當一個民族總是以暴力奪取其他民族的自由的時候，這個民族也就會在神秘的複仇之中被孤立，從而失去自己最神奇的力量。
正當羅馬軍團在極具野心的統帥們的率領下，為了成就其短暫的帝國幻想，向帕提亞
這位無權無勢的人性守護者竭力教導自己的兒子，要将人與人之間的和睦相處尊為最崇高和最重要的理想。
終于，這個當了太久演說家、辯護師和政治家的人，這個曾經為了金錢和榮譽，以同樣出色的能力為任何好的和壞的事進行過辯護的人，這個催逼自己謀取一切職位的人，這個曾經追求過财富、公衆的敬仰和民衆歡呼的人，在其生命之秋得到了這一清楚的認識。
迄今為止隻是一名人文主義者的西塞羅，幾乎在其生命行将終結的時刻，成了人道主義的第一個捍衛者。
就當西塞羅以這種方式在自己的退隐生活中安靜而悠閑地思考着國家的道德規範時，羅馬局勢逐漸動蕩不安。
不管是元老院還是民衆都一直遲遲未做決定，是應該贊揚這些謀殺恺撒的人，還是應該燒死他們。
而安東尼正蓄勢準備發動針對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的戰争時，不出意料地，一個新的政權争奪者出現了——屋大維
他剛到意大利，就給西塞羅寫了信，以赢得西塞羅的支持。
但與此同時，安東尼也請求西塞羅回到羅馬，而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也從自己的戰場上召喚西塞羅。
所有人都想将這名辯護者拉攏到自己的陣營，以為自己的事業進行辯護；所有人都想争取這個著名的法律導師，将自己的不合法變得合法；像所有想獲得權力的政治家一樣，隻要這些人還沒有獲得權力，他們便會出于一種真實的本能，努力将這個足智多謀的人(之後卻被蔑視地甩在一邊的人)變成自己事業的支柱。
如果西塞羅還是之前那個自負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那麼他很可能會被引誘。
但是，西塞羅并未上當，一半是由于厭倦，一半是由于明智，這兩種感情常常有着危險的相似性。
他知道，現在對他來講，真正緊急的隻有一件事：完成自己的著作，整理自己的生活，整理自己的思想。
就像奧德修斯
他覺得，言語上的自己比行動中的自己更強大，獨處時的自己比在黨派中的自己更聰明，像是有所預感，這将是他留給世界的遺言。
當他完成自己的遺作時，他才擡頭環視，看到的卻是一派糟糕景象。
這個國家，他的家鄉，如今正面臨着内戰的威脅。
安東尼已将恺撒的錢庫和神廟洗劫一空，用這些偷來的錢招兵買馬。
但是，有三支全副武裝的軍隊正和安東尼對峙：屋大維的軍隊、雷必達
和解和調停都為時已晚：現在是決定性的時刻，羅馬究竟是要處于安東尼新的恺撒式的獨裁統治下，還是要繼續共和政體。
每個人都必須在這一刻做出決定。
即使是那個最謹小慎微的人，那個總是在尋找平衡，在超越黨派或在黨派之間猶豫不決、來回搖擺的西塞羅，也不得不做出最終抉擇。
而現在，奇怪的事發生了。
自從西塞羅将自己的遺著《論義務》傳給自己兒子以來，他已不再多麼重視自己的生命，仿佛就有了一種新的勇氣。
他知道，他的政治和文學生涯已經結束。
他已經說了那些應該說的話，留待他體驗的事物，也沒有剩下多少。
他已經老了，已經完成了自己的著作，在他可憐的餘生裡，還有什麼東西是值得維護的呢？像一隻被追趕得精疲力竭的動物一樣，當它意識到自己快被狂吠的獵犬趕上時，突然轉過身，撞向追趕的獵犬，以快點結束這場生死角逐，西塞羅也懷着一種真實的死亡的勇氣，再次投身戰鬥，将自己置于危險的境地。
這個在過去的年月裡，更多的隻是拿着無聲的筆寫作的人，再次拿起了演說的石箭，向共和國的敵人投去。
令人震撼的場景：12月，這個頭發花白的老人再次站上了羅馬元老院的論壇，再次召喚羅馬民衆奮起，莊嚴地表示自己對羅馬先知的崇敬。
他以振聾發聩的十四篇演說“反腓力辭”反對拒不服從元老院和民衆的安東尼，他早已意識到了可能發生的危險，也就是：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公開反對這位獨裁者，而獨裁者那準備好開戰和殺戮的軍團早已聚集在自己周圍。
但一個人如果想召喚起别人的勇氣，那麼他自己就要先作為模範展現這種勇氣，這樣才有說服力；西塞羅知道，這次他不能再像以前一樣站在同一個論壇上唇槍舌劍，而是必須為了自己的信念，拿生命冒險。
他在演講台上如此堅決地陳述道：“當我還年輕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努力維護共和政體。
而現在，雖然我老了，但我絕不會抛棄共和政體。
我已經做好了準備，如果隻有我的死亡才能換來這座城市自由的重建，我甘願獻出我的生命。
我唯一的願望就是，當我死去的時候，但願羅馬人民能享有自由，這是永生的諸神所能給予我的最大恩賜。
”他斷然要求道，“現在不再是和安東尼談判的時候了，人們必須支持屋大維，他代表共和國的事業，雖然他是和恺撒有血緣關系的親戚和繼承人。
現在無關個人，而事關一項事業，一項最神聖的事業——自由，而這一事業最後的、決定性的時刻已經到來。
”但是，自由這筆最珍貴的财産現在卻正受到威脅，任何猶豫都是毀滅性的。
因此，身為和平主義者的西塞羅這次要求共和國的軍隊去反對獨裁者的軍隊，而他，正如他後來的學生伊拉斯谟
他提議，宣布國家進入特殊緊急狀态，并宣布篡權者安東尼不再受法律保護。
自從西塞羅不再為充滿疑點的訴訟官司辯護，而是成了一項崇高事業的捍衛者，他便在這十四篇演說中真正找到了偉大而鼓舞人心的言辭。
“如果别的民族願意活在奴役中，”他向自己的同胞呼籲道，“我們羅馬人卻不願意。
如果我們不能赢得自由，那就讓我們死去。
”如果這個國家真的到了最後毀滅的關頭，那麼這個國家的民衆就應該像已成為奴隸的角鬥士在競技場上表現的那樣，采取這樣的行動：“甯願因反對敵人而帶着光榮死去，而不甘願任人宰殺。
”甯願在尊嚴中死去，也不能在恥辱中苟且。
元老院的議員們和聚集的民衆們吃驚地傾聽着西塞羅的演說。
有的人可能已經意識到了，能在廣場上發表這些言辭，可能是幾個世紀時間裡的最後一次了。
之後不久，人們就不得不在那裡如奴隸般朝着羅馬皇帝們的大理石雕像鞠躬。
在恺撒們的國度裡，隻有阿谀奉承者和告密者才被允許秘密耳語，而從前那自由的講說卻被禁止。
聽衆們驚詫不已：一方面是出于恐懼，另一方面是出于對這個年老之人的敬仰。
這個懷着“暴徒式”不顧一切的勇氣、内心已然絕望的人，孤獨地捍衛着人們的精神獨立和共和國的法律。
他們雖然贊同了他的提議，但卻還是猶猶豫豫。
這言辭的熊熊烈火已經不能點燃這根早已腐朽的枝幹了——羅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