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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威爾遜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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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瞬間 1919年美國總統威爾遜未能實現一戰後和平計劃 導讀 威爾遜[1]是美國第28任總統,是一對以虔敬知名的牧師夫婦的兒子,他的一舉一動最終都由他的基督教信仰所決定。

    同時,生長在南方的他經曆了内戰和蕭條的戰後時期,曾經親眼看到了戰争帶來的恐懼和困苦。

    并且他也是唯一一位擁有哲學博士頭銜的美國總統。

    這一切都決定了他一直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

    他的基本政治理念就是:人性可以改造,戰争可以避免,利益可以調和,建立國際組織并保衛世界和平。

     從1914年到1917年初,威爾遜一直緻力于避免美國卷入戰争。

    他提議充當交戰雙方的調停者,但協約國和同盟國都不曾嚴肅考慮過他的建議。

    雖然後來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威爾遜的理念一直沒有變過。

    他極力主張國家之間應該通過交流和對話,和平解決争端。

     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演說,闡述了之後被稱作“十四點和平原則”(theFourteenPoints)的關于國際和平的一攬子建議。

    “十四點原則”高度诠釋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把他關于民主、自決、公開協議和自由貿易的國内政策投射到了國際領域,并且首次論述了關于成立國際聯盟的想法。

    這個聯盟的目标是保證各大小國家的領土完整以及它們的政治獨立。

     威爾遜打算憑“十四點原則”結束這場戰争和實現一個所有國家共享的、公正的和平。

    但是最終,雖然他本人獲得了191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但他的理想主義卻敗給了現實政治。

    他的諸多主張在國内與國際上都遭到了強烈的質疑或反對。

    他既沒有成功地讓美國加入國際聯盟,也沒有阻止戰勝國瓜分與限制德國的企圖。

    在茨威格看來,這一失敗是災難性的,因為随後簽訂的《凡爾賽條約》中的種種苛刻條款招緻了德國民衆對條約的極大怨恨,最終導緻了希特勒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1918年12月13日,巨大的“喬治·華盛頓号”軍艦正駛向歐洲海岸,船上載着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2]。

    自開天辟地以來,從來沒有哪艘船,也從來沒有哪個人,被數百萬人懷着如此多的希望和信任期待着。

    歐洲各國已經怒氣沖沖地打了四年仗[3],它們用機槍和大炮,用噴火器和毒氣,屠殺了自己國家數以萬計的最優秀、最朝氣蓬勃的青年。

    四年時間裡,它們對其他國家用語言和文字表達的,隻有仇恨和诽謗。

    但是,所有這些鼓動起來的激昂情緒,卻并不能使人們内心神秘的聲音沉默不言:這些國家的所說所做是荒謬的,玷污了我們這個世紀。

    這數百萬名民衆,無論是有意識地還是無意識地,都懷有這種隐秘的情感:人類已經退回到未開化和認為早已消失的野蠻世紀中了。

     就在這時,從世界的另一端,從美國,傳來了一個聲音,越過硝煙彌漫的戰場,這個聲音要求道:“永遠不要再有戰争”,永遠不要再有分裂,永遠不要再有舊的、罪惡的秘密外交[4]——在民衆毫不知情、毫不自願的情況下,将其驅趕至戰場遭屠宰,而要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上建立的受到人類有組織的輿論支持的法制。

    ”不可思議的是:各個國家講各種語言的人們馬上聽明白了這個聲音。

    這場戰争——昨日還是一場關于領土、國境線、原材料、礦産和油田的混戰,突然具有了一種更加崇高、近乎宗教般的意義:這場戰争結束後将是永恒的和平,世界将成為公正和人道的救世主[5]之國。

    這樣一來,千百萬人的鮮血似乎沒有白流;這一代人如此受苦受難,似乎就是為了這樣的痛苦不再降臨人間。

    億萬名民衆懷着無限欣喜和信任,熱烈地響應着威爾遜的呼聲;他,威爾遜,将要在戰勝者和戰敗者之間締結和平,一種公正的和平;他,威爾遜,将像另一個摩西[6]一樣,将迷惘的民衆帶到新的同盟談判桌旁。

    幾周之後,伍德羅·威爾遜這個名字就将具有一種宗教似的、救世主般的力量。

    人們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建築、孩子。

    每一個處于困境或感覺受到歧視的民族,都委派代表去見他;從世界五大洲寄來的寫有建議、訴求、懇請的信件、電報堆積如山,整箱整箱地運往這艘駛向歐洲的船上。

    整個歐洲、整個世界都一緻将這個人視為他們最後一場争戰的調停人,以實現他們最終夢寐以求的和解。

     威爾遜無法拒絕這樣的呼聲。

    他在美國的朋友勸阻他,不要親自參加巴黎和平會議[7]。

    因為作為美利堅合衆國總統,他有義務不離開自己的國家,而可以遠程領導此次談判。

    但伍德羅·威爾遜卻沒有被說服,他認為,即使有着美利堅合衆國總統這樣一個國家最高職位,比起這個需要他到場的談判使命,也就顯得沒有那麼重要了。

    他要效勞的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大洲,而是整個人類;他不想隻顧眼前,而要放眼更好的未來。

    他并不想野心勃勃地隻代表美國的利益——因為“利益不會讓人們團結,而隻會挑撥人們”,而是要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他覺得,自己必須小心地守望着,避免那些軍事家和外交官再次掀起狂熱的民族情緒——因為人類的和解意味着為他們險惡的職業敲響了喪鐘。

    他必須親自保證,“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他們的領袖”迫使與會代表說什麼樣的話,在人類這最後一次和平會議上,每一句話都必須在全世界面前開誠布公地談論。

     抱有這種想法,威爾遜站在甲闆上,望着在霧霭中漸漸顯現的歐洲海岸——它模模糊糊、遊移不定,就像他自己關于人類未來和平友愛的夢想一樣。

    他就那樣筆直地站着,這個身材魁梧的人,面容嚴肅,眼睛在眼鏡後面放射出敏銳而清晰的目光,美國人的、顯得精力充沛的下巴向前伸着,但豐滿的雙唇卻緊閉着。

    作為基督教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和孫子[8],他有着和自己先輩一樣的嚴肅和狹隘:對于長老會牧師而言,世界上隻存在一種真理,而且他們十分确信,自己知道這種真理。

    他的血液中既有自己虔誠的蘇格蘭和愛爾蘭祖先[9]的熾熱情懷,也有加爾文[10]式信仰的奮發精神——正是這種信仰賦予了威爾遜這位領袖和導師這一使命:拯救罪惡的人類。

    基督教異教徒和殉教者的固執一直對他産生影響:甯願為了自己的信仰而被焚燒,也絲毫不願離開《聖經》。

    而且對他這樣一個民主主義者和博學的人來講,“人性”“人類”“自由”“和平”“人權”這些概念并不是冰冷的概念。

    對他的父輩來講,這些概念是《福音[11]》書中的訓誡,對他來講,它們并不是含糊的思想概念,而是宗教信條——他決心要像自己的祖先一樣,逐一去捍衛這些信條。

    他已經做過許多鬥争,但這一次,他感覺到,就像他在遙望歐洲大陸時,遠處的景象越來越清晰明亮一樣,這一次的鬥争将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想到這些,他身上的肌肉不自覺地繃緊:“如果我們的想法能夠和睦一緻,就要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奮鬥;如果我們不得不互相争執,也要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奮鬥。

    ” 但是,沒過多久,這種嚴肅神情就從他那眺望遠方的眼神中消失了。

    在布雷斯特[12]港口,那些禮炮和旗幟正在迎接他,但這不過是按照外交禮儀向這位盟國的總統緻敬而已;但是,按照内心的想法,他從岸上所期待的,不是安排好的、有組織的歡迎,也不是預先設計好的歡呼,而是所有民衆内心燃燒的激情。

    威爾遜所乘的火車經過之處,每一個村莊、每一個村落、每一幢房子,都有旗幟飄揚着向他招手——這旗幟正是希望的火焰啊!民衆們向他伸出了雙手,歡呼聲包圍了他,當他乘坐的車經過香榭麗舍大街[13]駛進巴黎時,夾道歡迎他的人群更是湧動如潮。

    巴黎民衆、法國民衆,作為其他身處遠方的歐洲民衆的代表,向他呼喊,向他歡呼,以将自己的期待傳達給他。

    他的神色越來越放松,一抹坦誠的、幸福的甚而沉醉的笑意從他的嘴角流露。

    他向道路兩旁的人群揮動着帽子,似乎想向所有人、向世界問候。

    是的,他親自前來的決定是對的——隻有鮮活的意志才能戰勝刻闆的法律。

    人們難道不能,難道不應該為了所有人永遠創造一座這樣幸福的城市、這樣滿懷希望的人類世界嗎?再休息一個晚上,然後立即開始新的一天:帶給世界和平——這世界已夢想了千年的和平,從而完成了這一最偉大的事業——這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參與完成的事業。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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