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從北美就來了150名記者，其他每個國家、每座城市也都派了自己的記者過來，所有記者都要求拿到參加所有會議的入場許可證——參加所有會議!因為這次和會早已向全世界承諾要“完全公開”，這也就意味着，此次不應有任何秘密會議或秘密協定。
“十四點原則
”因為，秘密協定這一瘟疫比真的瘟疫還要嚴重，它讓更多的人失去生命，這種瘟疫必須通過威爾遜的“公開外交”這一免疫血清最終清除。
但是，讓人失望的是，這些懷着滿腔熱情的記者遇到的隻有尴尬的搪塞。
他們被告知：所有記者肯定都會被允許參加所有大的會議，并将這些公開會議的記錄——實際上已經将所有緊張交鋒處理掉的會議記錄，内容完整地向全世界報道。
但是，目前還無法向外界告知任何信息，隻有先等談判程序确定下來。
失望的記者們不由得感覺到，一定有什麼事情還沒有取得完全一緻。
其實，發布消息的人并沒有完全說假話。
關于談判程序，威爾遜在“四巨頭
在所有參戰國的公文包和文件櫃裡都放有秘密協定，這些協定保證了每個國家都能得到自己那部分的利益和戰利品；還有那些肮髒的私下交易，他們當然不願意輕易公開。
為了不讓巴黎和會從一開始就出盡洋相，有些事情就因此不得不先閉門協商和解決。
但是，不僅僅是在談判程序的制定上存在矛盾，在更深層次的層面還存在着分歧。
根本上來講，兩方陣營形勢十分清楚，以美國為代表的一方持左派立場，以歐洲為代表的一方持右派立場。
在此次和會上，要締結的不是一種和平，而是兩種和平——兩種完全不同的和平條約。
其中一種和平是一時的、當下所需要的和平，那就是應該結束與已經放下武器的戰敗國——德國的戰争；同時，還有另一種和平——未來的和平，應該避免未來一切戰争發生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根據舊的、強硬的方式建立和平，另一方面是根據新的、威爾遜倡導的通過建立國際聯盟達成的和平。
這兩種和平，究竟應該首先談判哪一種呢
威爾遜對一時的和平完全沒有興趣：根據他的看法，确定邊境、支付戰争賠款，應在“十四點原則”中确定的準則基礎上，由專家和專家委員會決定。
這隻是一項小的工作、次要的工作、應該由專家們完成的工作。
而與此相反，所有國家領導人的任務應該是，也可能是：創造新的、未來的事物
可是，每一方都認為自己的意見應該首先被讨論。
歐洲協約國理直氣壯地指責道，在經過四年戰争後，人們不應該讓這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世界去等待和平長達數月之久，否則歐洲将一片混亂。
隻有首先解決那些實際問題：将邊境和賠款事宜做好安排；把那些一直持有武器的男人送回到他們的妻子和孩子身邊；穩定貨币，讓貿易和交通重新恢複秩序；然後才能讓海市蜃樓般的威爾遜計劃在一個業已鞏固的大地上散發光輝。
然而，就像威爾遜内心對當下的和平不感興趣一樣，克裡孟梭
出于對政治利益的考慮，也有部分出自對威爾遜真誠的好感，他們對威爾遜的人道要求給予了贊賞，因為他們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感覺到，對自己的民衆來講，一項無私的原則會有一種強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因此，他們願意通過附加條款的限制和删減某些内容的方式來商讨威爾遜的計劃——《國際聯盟
但前提是要首先締結與德國的和約，以宣告戰争結束，然後再讨論盟約。
但作為一個同樣有經驗的實戰家，威爾遜清楚地知道，對方會怎樣通過拖延時間的方式來讓一個性命攸關的計劃漸漸疲軟，最後流産。
他也知道，自己應該如何排除種種拖延時間的煩瑣诘難：因為僅僅憑借理想主義，是無法成為美國總統的。
因此，他毫不讓步地、執着地堅持自己的立場——必須首先讨論《國際聯盟盟約》，他甚至還要求，要将盟約逐字逐句地寫進與德國簽訂的和約之中。
圍繞他的這一要求，又産生了第二次沖突。
因為對于協約國來說，将盟約的各項原則寫進對德和約之中，這無疑是将未來的人道主義原則作為不應得的報答預先加給了德國。
德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元兇，入侵比利時，粗暴踐踏國際法
他們要求，先用舊的硬通貨解決戰争賠款問題，然後再讨論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他們說，現在田野還是一片荒蕪之地，城市也都被戰争摧毀；為了讓威爾遜印象更深刻，他們還一再勸請威爾遜親自去田野和城市裡看一看。
但是，威爾遜，這個不切實際的人，卻有意識地不去正視這些廢墟，而隻看向未來，他不去看那些被毀壞的建築物，而隻關注和平的永久建立。
他的使命隻有一個，那就是廢除舊秩序、建立新秩序。
盡管威爾遜自己的顧問蘭辛
鬥争非常激烈，而且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浪費了許多時間。
遺憾的是，伍德羅·威爾遜疏忽了，他事先并沒有為自己的夢想制定輪廓清晰的架構。
所以，他提出的這項盟約計劃，也并沒有最終的完整表述，而隻是一個初稿，必須在無數會議上讨論、修改、完善、增删。
此外，按照外交禮儀，在此期間，除了巴黎，威爾遜還必須前往其他結盟國家的首都進行訪問。
威爾遜去了倫敦，在曼徹斯特發表了演講，再前往羅馬。
由于他不在場，其他的國家首腦也就并沒有真正的興趣和熱愛想繼續推進他的計劃。
就這樣，在舉辦巴黎和會全體會議之前，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已經過去了，而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在匈牙利，在羅馬尼亞，在波蘭，在巴爾幹半島，在達爾馬提亞的邊境上，都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占領地盤的鬥争，其中既有正規軍，也有志願軍；在維也納，饑荒日漸嚴重；在俄國，形勢也越來越嚴峻，令人憂心忡忡。
1919年1月18日，在舉行的巴黎和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雖然已經确定《國際聯盟盟約》是總的和平條約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卻隻停留在理論層面。
盟約文件一直沒有最終确定下來，一直處于無盡的讨論中，從一個人手裡轉到另一個人手裡，一次審閱過後還有另一次審閱。
又有一個月時間過去了，對歐洲而言，這是動蕩不安的一個月：歐洲越來越急切地想得到和平，真實的、實際上的和平；直到1919年2月14日，在停戰三個月後，威爾遜才交出了盟約的最後版本，這也是大會一緻通過的版本。
世界再次歡呼起來。
威爾遜的計劃成功了：将來，和平不再是通過武器暴力和恐怖統治，而是通過和解以及對更高層次的公正的信仰來得到保障。
當威爾遜離開下榻的宮殿時，他得到了如潮般的掌聲和喝彩。
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威爾遜帶着一種自豪的、感激的幸福微笑望了一眼圍在他周圍的人群。
他感受到，在這個國家的民衆背後是其他國家的民衆，在這代飽受苦難的人之後是未來世世代代的人，因為和平得到了最終保障，他們也就不會再體會到戰争的苦難、強權和專制統治的屈辱。
這是他最偉大的一天，同時也是他最後幸福的一天，因為在第二天，也就是2月15日，他就啟程返回美國了，以便他在重返巴黎簽署最後一份和平條約之前，先在美國向自己的選民和同胞說明這份永久和平的“大憲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