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卻從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女人們紛紛鼓起掌來。
鮑伯羅夫和在西班牙時一樣，一頭剪短的白發。
他看着自己的帽子滾過濕漉漉的馬路。
他氣勢洶洶地向前走了一步，在思量之後卻又退了回去。
沃洛佳無意幹涉其中。
對于這場混亂，他什麼都做不了，對鮑伯羅夫的處境他也毫不同情。
在他看來，鮑伯羅夫應該體驗一下他對别人的那種暴虐。
一個裹着髒床單的年老女志願者打開了汽車的後備箱。
“看看這些！”她說。
後備箱裡有好幾個皮箱。
她搬出一個皮箱，用指頭撥開箱鎖。
箱蓋打開了，裡面的東西掉了出來：蕾絲内衣、亞麻裙子、亞麻晚禮服、絲質長襪和絲質背心。
這些衣服都是西方貨，蘇聯的普通老百姓别提買了，連見都沒見到過。
絲質的衣服落在泥裡，好似落在糞堆裡的花朵一樣黯淡不堪。
一些女人把衣物從地上撿起來。
另一些則抓住了其他那些箱子。
鮑伯羅夫跑到車後面，把女人從車旁推開。
他這一來，事态就一發而不可收拾了，沃洛佳心想。
鮑伯羅夫可能帶了把槍，任何時候都可能把槍掏出來。
但出人意料的事發生了，裹着床單的女人拿起鏟子，對着鮑伯羅夫的頭狠狠地來了一下。
能用鏟子挖溝的女人絕不是軟柿子，鏟子打到鮑伯羅夫的頭上時發出沉悶的聲響。
将軍應聲倒地，裹着床單的女人對準他的身體就是狠狠一腳。
車裡的年輕女人下了車。
戴着帽子的婦女朝她大喊：“幫我們一起挖溝嗎？”圍觀的女人們都笑了。
将軍的女朋友看上去三十歲左右。
她低下頭，沿着汽車開來的方向往回走。
帶着方格帽的女志願者撞了她一下，但她躲閃在“刺猬”之間，開始撒開腳步往前跑。
女志願者追在她的身後。
年輕女人穿着棕褐色仿麂皮的高跟鞋，她滑倒在泥地裡，裘皮帽也從頭上掉了下來。
她掙紮着站起身，又開始往前跑。
志願者撿起帽子，放年輕女人逃跑了。
在遺棄的汽車旁，所有的手提箱都被志願者打開了。
她們從車後座上拿下并打開盒子，把盒子裡的東西都倒在了地上。
廚具散落在泥裡，瓷器都破了，玻璃制品碎了一地，繡花床單和白毛巾在泥水裡飄來蕩去，十來雙漂亮的鞋子散落在柏油路面上。
鮑伯羅夫直起身子，試圖從地上爬起來。
裹着床單的女志願者又用鏟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鮑伯羅夫痛苦地癱倒在地。
她解開鮑伯羅夫羊毛外套的紐扣，試圖把外套從鮑伯羅夫身上剝下來。
鮑伯羅夫拼命抵抗着。
女人發起怒來，又用鏟子打了鮑伯羅夫好幾下，直到他躺在地上不動，滿是白發的頭上全都是血才停下了手。
女志願者扔掉身上的舊床單，把鮑伯羅夫的大衣穿在身上。
沃洛佳走到鮑伯羅夫一動不動的身體前，發現鮑伯羅夫的眼睛裡已經沒有生氣了。
他單膝跪地，檢查鮑伯羅夫有沒有呼吸、心跳或是脈搏，發現他完全沒有了生命體征。
鮑伯羅夫已經死了。
“對懦夫不應有任何憐憫。
”沃洛佳說，但卻還是合上了鮑伯羅夫的眼睛。
幾個女人解開了綁在鋼琴上的繩子。
鋼琴滑下車頂，哐的一聲摔在地上。
女人們興高采烈地用鋤和鏟子砸開鋼琴。
另一些女人則開始争搶起散落在地上的寶物來，她們抓起餐具，拽着床單，在争搶内衣時把内衣撕得四分五裂。
女人間的打鬥開始了。
一個瓷杯從空中飛過，差點砸中了卓娅的腦袋。
沃洛佳匆匆趕到卓娅身邊。
“要開始一場混戰了，”他說，“我調了輛軍車和一個司機，我們從這離開。
”
卓娅猶豫了一下。
“謝謝你的好意。
”她說。
兩人跑到車前，坐進汽車，司機把車開走了。
埃裡克·馮·烏爾裡希對元首的信心随着德軍對蘇聯的入侵而越發堅定。
伴随着德軍跨越蘇聯的廣袤領土，秋風掃落葉似的消滅蘇聯紅軍，埃裡克對元首輝煌的戰略決策也越來越崇敬了。
然而，進軍蘇聯的道路卻并不平坦。
在十月的雨季，鄉間到處都是泥，腳下根本找不着路，德國兵稱之為“泥海”。
埃裡克乘坐的救護車艱難地在沼澤地裡前行。
前面的泥塘越來越深，救護車行進的速度越來越慢，埃裡克和赫爾曼必須下車清理泥濘，才能讓救護車開得更遠。
整個德軍都是如此，對莫斯科的突擊漸漸轉化為蛙行。
更鬧心的是，泥濘的道路使補給車完全跟不上行軍的步伐。
部隊缺彈藥，缺油，更缺食品。
埃裡克所在的醫療隊則面臨着沒有藥物和醫療器械的窘境。
十一月初，氣溫降到零度以下之後，埃裡克才又一次高興起來。
冰凍似乎是一種賜福，使泥濘的道路重新硬起來，救護車又能以正常速度行進了。
但埃裡克隻穿着薄外套和棉内衣，零度以下的氣溫凍得他簌簌發抖——國内遲遲沒把冬天穿的軍服送到蘇聯前線。
軍需部門也沒有送來軍車、坦克、大炮所需的防凍油。
每天天亮前，埃裡克必須早起兩小時發動救護車引擎，讓它空轉五分鐘，防止汽油在極低的氣溫下凝固。
即便如此，埃裡克每天發車前一小時還會慎重地在救護車底下升起一團火。
幾百輛車被丢棄在路上。
停在臨時飛機場上的空軍戰鬥機被凍在泥裡無法起飛，掩護地面部隊的空中打擊就這樣失效了。
盡管遇到了這麼多困難，但紅軍還是在德軍的重壓面前節節敗退。
紅軍的抵抗很堅韌，但總是一退再退。
埃裡克所在的醫療隊不得不經常停下腳步，清理路上零星的紅軍屍體以及路邊凍僵屍體壘成的堤防。
德軍一步步向莫斯科進逼。
埃裡克确信，德軍坦克的履帶很快會目中無人地軋過紅場，納粹的十字旗會高高地飄揚在克裡姆林宮的辦公樓上。
這時，氣溫已經降到零下十度以下，而且還在繼續降。
埃裡克所在的戰地醫療站設在一個小鎮上，醫療站旁邊有一條結凍的河流，四周是茂密的雲杉林。
埃裡克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蘇聯人經常在撤退的時候破壞一切能用的東西，但這個小鎮卻幾乎完好無損。
醫療站征用了鎮上的醫院，這裡的設施非常現代化。
韋斯醫生命令醫院裡原先的醫生把住院的病人都趕回家，即便病情危重也一個都不能留。
入駐不久，埃裡克就開始為一個十八歲患凍傷的士兵看診。
患者臉上的皮膚呈蠟黃色，凍傷嚴重得讓人難以下手。
埃裡克和赫爾曼用刀把士兵身上的薄軍裝割下來，發現他的手臂和腿上長滿了粉紅色的水疱。
士兵在走破了的靴子裡塞滿了報紙，但還是禦不了寒。
埃裡克好不容易把鞋從士兵腳上扒下來，一股壞疽的腐爛氣味立刻迎着他撲鼻而來。
但埃裡克仍然覺得他們能使士兵免于截肢。
他們知道該怎麼辦。
他們診治的凍傷病人比打仗時受傷的傷員還多。
他在浴缸裡加滿水，和赫爾曼·布勞恩一起把病人放入溫水。
埃裡克看着傷兵的身體慢慢解凍。
他看見傷兵一條腿和另一條腿的腳趾上出現了黑色的壞疽。
水開始變涼以後，他們把傷兵搬出浴缸，把他全身擦幹抱上床，蓋上被單，然後用包着毛巾的熱石頭裹住他。
病人很清醒，他警覺地問：“我是不是要截肢啊？”
“要看醫生怎麼說，”埃裡克說，“我們隻是醫務兵。
”
“你給很多病人看過病，”傷兵不依不饒地問，“你覺得會怎麼樣？”
“你的猜測也許沒錯。
”埃裡克說。
大體上，他知道這名傷兵會遭遇什麼。
韋斯會截掉感染較輕的那條腿的腳趾，用斷線鉗一樣的大剪刀把它們剪掉。
另一條腿會截去膝部以下的部分。
沒過多久，韋斯過來檢查傷員的腳。
“準備為病人截肢。
”他果斷地說。
埃裡克感到凄涼。
又一個年輕力壯的小夥子要殘疾終身了。
真是個恥辱！
但傷兵不這麼看。
“感謝上帝，”他說，“我不用再作戰了。
”
為這名傷兵做手術準備時，埃裡克意識到，這個年輕人也像很多其他民衆一樣，保持着失敗主義态度——包括埃裡克的家人。
對于已故的父親，他想了很多，在憤怒的同時，又感到深深的悲哀。
埃裡克痛苦地想，老頭不肯和大多數人站在一起，慶祝第三帝國的勝利。
他可以埋怨，可以質疑元首的判斷，也可以低估武裝部隊的士氣，但為什麼要當叛徒呢？為什麼如此執著于過時的民主呢？自由對德國來說，一錢不值，隻有法西斯主義才救得了德國！
埃裡克很生父親的氣，但一想到他的死狀，眼淚就禁不住流了下來。
起先，埃裡克拒絕承認蓋世太保殺害了父親，但很快他就意識到這也許是真的。
蓋世太保不是教堂裡悉聽忏悔的神父——他們肆意鞭打攻擊政府的民衆。
父親執意要弄清政府是否殺害了殘疾兒童，他太蠢了，竟然相信崇尚自由的英國老婆和過分感情用事的女兒。
埃裡克愛自己的家人，因此更為他們的執迷不悟和頑固而痛苦。
在柏林休假的時候，埃裡克見到了赫爾曼的父親布勞恩先生，正是他把激動人心的納粹主義哲學灌輸給了當時還是孩子的埃裡克。
布勞恩先生已經加入了黨衛隊。
埃裡克說，他在酒吧遇見一個人，這個人說政府在幾家特殊的醫院有計劃地殺害殘疾兒童。
“殘疾人對于突飛猛進的德國來說的确是個累贅，”布勞恩對埃裡克說，“我們要清除猶太人和殘疾人使種族得以純正，還要防止不同種族的人通婚産生混血兒，但納粹永遠不會允許實施安樂死。
盡管有時很殘忍，但我們絕不會殺害自己的人民。
那是共産黨人在說謊。
”
父親的指控根本子虛烏有，但埃裡克有時還是會為父親流淚。
幸運的是，他非常忙，很少有時間為父親而傷心。
每天早上都會有很多病人被送到醫療站，大多數是前一天受傷的士兵。
處理完他們以後，在新一批傷員到來之前會有一段短暫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