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華盛頓
伍迪·杜瓦很快适應了拐杖。
他是在1944年底比利時的阿登戰役中受傷的。
推進到德國邊境的盟軍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德軍的強烈反擊。
伍迪和一零一空降師的戰友被阻擋在交通樞紐巴斯托涅小鎮上。
當德國人送來請求投降的信件時，麥考利夫将軍簡單地回了一個字：“呸！”
聖誕節這天，伍迪的右腿被機關槍打了個稀巴爛，他的傷勢很嚴重。
更糟的是，一個月以後，一零一空降師才突出重圍，把他送進了真正的醫院。
他的骨頭會重新愈合，腿也有可能不再一瘸一拐，但不可能再适應跳傘的強度了。
阿登戰役是希特勒在西線的最後反攻。
在那之後，德軍再沒有組織起像樣的反攻。
伍迪回歸了正常的生活。
這意味着他住在華盛頓的父母家裡，天天得聽母親的唠叨。
拆了石膏後，他去父親辦公室上班了。
1945年4月12日，星期四，他在參衆兩院所在的國會大廈地下室和父親談起了難民問題。
“我們認為，歐洲大約有兩千一百萬流離失所的難民，”格斯說，“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準備對他們伸出援手。
”
“任何一天都可以開始幫助他們，”伍迪說，“紅軍已經快打到柏林了。
”
“美軍離柏林也隻有五十英裡了。
”
“希特勒還能堅持多久？”
“如果還有點理智的話，他現在就應該投降。
”
伍迪低下聲音說：“有人告訴我，蘇聯人找到了一個大規模殺戮的集中營。
納粹在那一天要殺死幾百人。
在波蘭一個叫奧斯維辛的地方。
”
格斯嚴肅地點了點頭。
“是真的，公衆現在還不知道，但他們遲早會知道的。
”
“有人應該為此而被處死。
”
“聯合國戰争罪行委員會已經為此工作了好幾年。
他們制作了戰犯列表，正在搜集他們的犯罪證據。
如果戰後能保住聯合國的話，有人就會因為戰争中犯下的罪行而走上法庭。
”
“聯合國當然能繼續存在下去，”伍迪有點生氣了，“羅斯福以此為基調參加了去年的總統選舉并赢得了勝利。
幾周以後，聯合國大會将在舊金山舉行。
”對伍迪來說，舊金山具有特殊的意義，貝拉·赫爾南德茲就住在那兒，但伍迪還沒向父親提起過她。
“美國人民希望看到國際合作，以保證這類戰争再也不會出現。
誰會對聯合國的存在進行反對呢？”
“這樣的人有好多呢。
大多數共和黨人盡管都是好人，卻覺得其他國家的世界觀完全和我們不同，沒什麼可以和它們交流的。
共和黨内部的極少數強硬分子更是激烈反對聯合國的存在。
真他媽的操蛋！”
伍迪非常吃驚，他從沒見父親這麼罵過人。
“這些人在30年代策劃了針對羅斯福的叛亂，”格斯說，“比如亨利·福特這樣的生意人。
福特認為希特勒是個反共産主義的強大領導人，十分優秀。
他們還參加了右翼組織，諸如‘美國第一’。
”
在伍迪的記憶中，父親從沒如此生氣。
“如果讓這些傻瓜肆意妄為，肯定會發生比前兩次世界大戰更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格斯說，“我已經在戰争中失去了一個兒子。
如果我能有孫子的話，我絕對不希望他也死于戰争。
”
伍迪的心一陣刺痛：如果喬安妮還活着，她或許已經為格斯添了個孫子。
現在伍迪連個約會的人都沒有，更别說替格斯添什麼孫子了——除非能在舊金山偶遇貝拉·赫爾南德茲。
“我們對這些白癡一點辦法都沒有，”格斯說，“但我們也許能對付範登堡參議員。
”
阿瑟·範登堡是來自密歇根的共和黨參議員。
他是保守派人士，對羅斯福的新政持反對态度。
不過範登堡是格斯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同事。
“他是個很大的威脅，”格斯說，“自負又不可一世，但是受到很多人的尊敬。
連總統有時也不得不向他讓步。
他的政治觀點基本和我們一樣，但我怕他會倒退。
”
“為什麼會倒退？”
“他是個積極的反共産主義分子。
”
“這沒什麼，我們也反對共産主義。
”
“但範登堡在這個問題上有點偏執。
隻要他覺得我們對莫斯科卑躬屈膝，就會坐立不安。
”
“怎樣算卑躬屈膝呢？”
“天知道我們會在舊金山達成什麼協議。
我們同意承認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兩個獨立國家，這意味着蘇聯在聯合國大會拿到了三票。
我們必須把蘇聯留在聯合國——但如果讓步太大的話，範登堡會對聯合國是否需要繼續存在、美國是否需要繼續參加提出質疑。
到了那一步的話，參議院很可能像1919年拒絕批準加入國聯一樣把聯合國拒之門外。
”
“因此我們既要在舊金山讓蘇聯人滿意，又不能觸怒範登堡參議員。
”
“是的。
”
他們聽到一陣急速奔跑的腳步聲，這在莊嚴的國會大廈是不多見的。
兩人都轉頭去看。
伍迪驚訝地發現，副總統哈裡·杜魯門正在過道裡狂奔。
他穿得和平時差不多，灰色雙胸袋西裝，波點領帶，但沒戴帽子。
和平時不同的是，他身旁既沒助手，也沒特工。
他跑得飛快，氣喘籲籲，沒看任何人，目标明确地往前奔。
伍迪和格斯都看愣了。
其他人的反應也和他們一樣。
杜魯門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後，伍迪問：“出什麼事了……”
格斯說：“總統肯定已經去世了。
”
沃洛佳·别斯科夫乘着一輛斯圖貝克U56軍用十輪卡車進入德國。
這種卡車制造于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南本德市，用鐵路運到巴爾的摩，運上船橫穿大西洋，繞過好望角進入波斯灣，然後用火車從波斯運到蘇聯中部。
沃洛佳知道這是美國政府送給蘇聯的二十萬輛軍用卡車中的一輛。
蘇聯人非常喜歡這種軍用卡車：它們堅固可靠。
蘇聯人常說，刻在車身兩側的“USA”代表“UbitSukinasynaAdolf”，就是“殺死那個狗娘養的阿道夫”的意思。
蘇聯人也很喜歡美國送來的食物，尤其是“斯帕姆”牌的罐裝午餐肉。
這種肉呈現出奇怪的粉紅色，高脂肪，很合蘇聯人的口味。
沃洛佳之所以被派到德國是因為他從柏林間諜那裡得來的情報已經沒有直接從德國戰俘那裡問來的情報新了。
流利的德語使他第一批被送到德國，進行前線戰俘的審訊工作。
過境時，他看到一張蘇聯政府的海報：
紅軍士兵們：
你們現在到了德國的國土上。
報仇雪恨的時刻終于到了！
在各種各樣的海報中，這樣的宣傳還算是隐忍的。
一段時間以來，蘇聯政府一直在煽動紅軍士兵對德國人的恨意，相信這樣能讓士兵戰鬥得更為勇猛。
政治委員計算出——他們宣稱計算出——戰鬥中戰死的紅軍戰士人數、被焚燒的房屋數量，以及每個村莊和城鎮裡，那些被懷疑是共産黨人、斯拉夫人或猶太人而被殺的平民總量。
許多前線戰士得知了死于德軍之手的家鄉人民和被毀的房屋數量後，急切地想給德國人造成同樣的傷害。
紅軍到達了貫穿普魯士南北的奧得河，這裡是柏林面前的最後一道壁壘。
一百萬紅軍戰士到了離柏林不到五十英裡的地方，時刻準備一戰。
沃洛佳是第五突擊軍的一員。
等待開戰的時候，他拿起了軍報《紅星報》。
報上的内容把他吓了一跳。
《紅星報》上宣揚的恨意比他之前讀到的更濃。
“如果一天不殺一個德國人，你的一天就白費了，”報紙上這樣寫道，“如果你在等待參加戰鬥，那你就在戰鬥之前殺死一個德國人。
如果你殺了一個德國人，那就再殺一個——沒什麼比把德國人的屍體壘起來更有趣的了。
殺死德國人——這是家中媽媽的祈禱詞。
殺死德國人——這是你孩子請求你做的。
殺死德國人——這是蘇聯大地的呼聲。
不要退縮，不要放棄。
殺吧！”
沃洛佳覺得，這種宣傳實在有點病态。
但更糟的還是一些隐含的内容。
作者慫恿紅軍戰士打劫：“德國女人隻是失去了本就是偷來的毛皮大衣和銀質餐具。
”還有一些旁側敲擊，縱容他們強奸：“蘇聯士兵不會拒絕來自德國婦女的恭維。
”
士兵們本來就不是紳士，1941年德軍在蘇聯的所作所為更是觸怒了全體蘇聯人。
蘇聯政府用這種仇恨的宣傳方式點燃了紅軍隊伍的恨意。
現在，軍方的報紙更是向所有戰士挑明了，為了擊敗德國人，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這是一把打開地獄之門的鑰匙。
埃裡克·馮·烏爾裡希盼望戰争能快點結束。
他和朋友赫爾曼·布勞恩在韋斯醫生的帶領下，在一個新教教堂建立起一所戰地醫院。
接着他們無所事事地坐在教堂的大殿裡，等待馬拉的救護車送來嚴重槍傷和燒傷的傷員。
德軍加固了希洛高地，這是俯瞰奧得河、通向柏林的要津。
埃裡克在後方的急救站，距離前線一英裡。
韋斯醫生在軍情處有朋友，他說，德軍正以十一萬兵力應對蘇聯的百萬大軍。
他用一貫的諷刺語氣說道：“但我們的士氣高漲，加上阿道夫·希特勒是人類戰争史上最偉大的天才，所以我們一定會赢。
”
打勝仗是不可能的，但德軍士兵依然在頑強地作戰着。
埃裡克相信這是傳回來的紅軍暴行所導緻的。
紅軍所到之處，所有戰俘都被處決幹淨，民房被燒毀，婦女遭到強奸後被釘在了谷倉的門上。
德國士兵相信，他們的抵抗是為了不讓家人遭到共産黨的暴行。
克裡姆林宮的仇恨宣傳起了反作用。
埃裡克卻想快點失敗。
他希望殺戮趕緊停止，他想馬上回家。
他的願望馬上就要實現——他也可能很快會死。
埃裡克在長條凳上睡着了，但4月16日淩晨三點，這天是星期一，他卻被蘇聯人的炮聲驚醒了。
之前，他在前線聽過兩軍交戰時的炮聲，從遠處聽，聲音卻比身臨其境大了十倍。
這也許是因為在前線時他們的耳朵早已被震聾了吧。
黎明時，傷員陸陸續續來到戰地醫院。
埃裡克、布勞恩、韋斯醫生疲倦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他們截斷潰爛的四肢，接上斷骨，取出子彈，清洗和包紮傷口。
他們不僅沒有藥，連淡水都找不到。
對那些痛得大喊的傷員隻能打一針嗎啡。
可以行走拿槍的士兵在接受了簡單的治療處理後被送回前線。
德方堅持的時間比韋斯醫生預測的要長一些。
第一天，天快黑時，德軍依然堅守着陣地。
天黑以後，送來的傷員少多了。
他們三個輪流睡了一會兒。
第二天一早，沃納·弗蘭克被送到了急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