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托夫已經有點秃頂，留着整齊的胡子，鼻梁上架着副眼鏡，看上去更像是他父親那樣的商店職員。
這樣一個人卻在布爾什維克政權下幸存了很久。
在革命之前，他就是斯大林的朋友，一手炮制了1939年的蘇德協定。
他工作努力，因為長時間坐在辦公桌前而有了“石頭屁股”的雅号。
他建議把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作為聯合國的創始國。
他指出，這兩個加盟蘇聯的共和國遭受了納粹的侵略，而且分别為蘇聯紅軍貢獻了一百多萬名戰士。
有人提出反對，指出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依附于蘇聯，不能單獨作為成員國。
但蘇聯代表指出，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屬于英聯邦，卻作為兩個成員國加入了聯合國。
投票沒有異議。
伍迪知道，事先都安排好了。
拉丁美洲國家威脅投反對票，除非接納支持希特勒的阿根廷。
其他國家做了讓步，保證他們能投出支持票。
随後出現了意外。
捷克外交部長揚·馬薩裡克突然站了起來。
馬薩裡克是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登上過1944年《時代》雜志的封面，他建議讓波蘭也加入聯合國。
美國人堅持波蘭不進行自由選舉就不能加入聯合國的立場。
作為一個民主派人士，曾經試圖在斯大林的監視下在捷克建立民主制度的馬薩裡克，應該支持這個立場才對。
為了讓馬薩裡克放棄自己的信念，莫洛托夫一定給他施加了非常大的壓力。
馬薩裡克坐下時，臉上一副吃了難吃東西的厭惡表情。
格斯·杜瓦的表情同樣很嚴峻。
在白俄羅斯、烏克蘭、阿根廷問題上的妥協本應能讓會議順利進行下去，莫洛托夫卻給他們出了一道大難題。
和美洲國家代表坐在一起的範登堡出離憤怒。
他拿出筆和便箋本，奮筆疾書。
片刻之後，他從便箋本上扯下一頁紙，點頭招呼伍迪過去，他把這頁紙遞給伍迪，說：“送去給國務卿！”
伍迪走到桌前，伏在斯特蒂鈕斯的肩上，把剛剛撕下的那頁紙放在他面前，說：“先生，這是範登堡參議員給您的。
”
“謝謝。
”
伍迪回到靠在牆邊的座位上。
我在曆史上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他這樣想着。
他在轉交紙條時看了一眼上面的内容。
範登堡在簡短而富有激情的字句中要求國務卿拒絕捷克方面的建議。
斯特蒂鈕斯會采納他的建議嗎？
如果莫洛托夫在波蘭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上一意孤行的話，範登堡很可能在參議院提出反對加入聯合國的議案。
但如果斯特蒂鈕斯采納了範登堡的建議，莫洛托夫很可能現在就離開會場回家，那樣的話聯合國就胎死腹中了。
伍迪屏住呼吸。
斯特蒂鈕斯拿着範登堡寫的紙條站了起來。
“為了蘇聯的利益，我們遵守了《雅爾塔協定》的精神，”他指的是美國在《雅爾塔協定》中支持承認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代表權，“與此同時，《雅爾塔協定》的其他條例也需要得到遵守。
”接着，他根據範登堡那張紙條的提示，說，“呼籲建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波蘭自治政府。
”
會議室裡到處是交頭接耳聲。
斯特蒂鈕斯公然對莫洛托夫提出了挑戰。
伍迪看了一眼範登堡，發現他正輕松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除非波蘭建立有廣泛代表性的政府，”斯特蒂鈕斯又說，“否則大會不會承認現在的盧布林政府。
”他直視着莫洛托夫，以範登堡紙條上的語句說，“不然我們會給世界人民做出背信棄義的肮髒示範。
”
莫洛托夫看上去火氣很大。
英國外交部長安東尼·艾登直起身子，站起來表示支持斯特蒂鈕斯。
他說話很有禮貌，但言辭犀利。
“我們政府沒辦法知道波蘭人民支不支持他們的政府，”他說，“因為蘇聯及其盟國不讓英國觀察員進入波蘭。
”
伍迪發現會議的風向開始不利于莫洛托夫。
蘇聯代表團顯然已經注意到了這一點。
莫洛托夫激烈地和助理讨論着什麼，他的聲音非常大，連伍迪都能聽出他語氣中的怒火。
他會走出會場嗎？
光頭雙下巴的比利時外長提出了個折中方案。
他提出動議，希望會議結束前波蘭能及時地組成新政府，并派代表出現在舊金山的聯合國大會上。
所有人把目光轉向了莫洛托夫。
比利時外長給他找了個台階下，可他會接受嗎？
他依然很生氣，但不容置疑地微微點了點頭。
危機避免了。
很好，伍迪心想，一天裡收獲了兩場勝利。
形勢會慢慢地好起來的。
卡拉出門了，排隊取水。
水龍頭已經兩天不出水了。
不過，主婦們發現，每隔幾個街區，就有一個多年不用的和地下井相連的老式水泵。
這些水泵大多數已經生鏽了，但驚奇的是，其中很多還能繼續工作。
因此，每天早上，在水泵這裡，女人們都會端着盆盆罐罐來排隊接水。
也許是敵人快要進城的緣故，空襲突然停止了。
但紅軍仍然在向街上射擊，因此街上還很危險。
卡拉不知道蘇聯人在擔心什麼，大半座城市都已經被毀了。
整幢整幢的建築乃至一大半街區都被炸成了平地。
所有的公用設施都被切斷了。
火車和汽車都終止了運營。
上萬人無家可歸，甚至可能有上百萬人。
柏林成了一個巨大的難民營。
但射擊還在繼續。
大多數人一整天躲在家裡的地窖或公共的防空洞裡，但他們必須出門取水喝。
在永久性斷電之前，英國BBC廣播說，蘇聯紅軍已經解放了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薩克森豪森在柏林北部，顯然蘇聯人不是直接進入柏林，而是先在外圍将其包圍。
卡拉的母親茉黛斷言蘇聯人這樣做是為了不讓美軍、英軍、法軍和加拿大軍隊從西面快速進入柏林。
她引用列甯的話說：“控制了柏林就控制了德國，控制了德國就控制了歐洲。
”
但德國軍隊并沒有放棄。
他們在人數和武器遠遠少于盟軍的情況下，繼續戰鬥着。
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在領袖的命令下撲向數倍于自己的敵人，一次又一次地憑着意志力奮勇作戰，然後成百上千地死在敵人的槍口之下。
這其中就有卡拉深愛的兩個人——哥哥埃裡克和男友沃納。
她不知道他們在哪裡對敵作戰，也不知道他們是死了還是活着。
卡拉終止了間諜活動。
戰争進入混戰的最後階段，戰鬥方案已經不需要了。
來自柏林的秘密情報對節節勝利的蘇軍來說沒什麼價值，已經沒必要進行間諜活動了。
間諜們燒毀了自己的密碼本，把無線電發報機藏在了瓦礫之中。
他們同意再也不提曾經從事過的這項工作。
他們非常勇敢，縮短了戰争的進程，拯救了無數生命，但讓戰敗的德國民衆這樣看問題實在是太難了。
他們的勇氣将永遠不為人知曉。
卡拉走到水龍頭前時，一支希特勒青年團的反坦克小隊經過，他們踏着步子，向東邊的戰場行進。
隊伍裡有兩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和十多個不到二十歲的少年，他們都騎着自行車，車前把上綁着新型反坦克步槍。
軍服和軍帽對孩子們來說太大了，如果不是他們面臨的可悲命運，旁人看到他們頭戴的龐大軍帽一定會發笑的。
他們将從這裡出發，到前線與蘇聯紅軍作戰。
他們完全是去送死。
卡拉把目光轉向一邊：她不願記住這一張張臉。
拿桶接水的時候，站在她後面的雷克夫人小聲問：“你有個朋友是醫生的老婆，是嗎？”
卡拉渾身一緊。
雷克夫人顯然說的是漢尼洛爾·洛特曼。
醫生和猶太醫院的精神病人一起失蹤了。
漢尼洛爾的兒子魯迪扔掉了身上的黃星标志，和柏林剩餘的一些猶太人，秘密前往柏林人所謂的貧民區“潛水艇”，隻有本人是雅利安人的漢尼洛爾還住在他們家原先的房子裡。
十二年來，像雷克夫人問出的這種問題——你有個朋友是猶太人的老婆——幾乎就等于指控。
她到底想幹什麼？卡拉不知道。
雷克夫人是個僅有點頭之交的鄰居，無法完全信賴。
卡拉關掉了水龍頭。
“小時候洛特曼醫生是我們家的家庭醫生，”她戒備地說，“為什麼這麼問？”
另一個女人站到水龍頭前，用一個以前顯然盛食用油的大罐子灌水。
“洛特曼夫人被人帶走了，”雷克夫人說，“我覺得你也許會想知道。
”
這再正常不過了。
人們時常會被“帶走”。
但如果發生在你親近的人身上，仍然會覺得心頭被猛地一擊。
沒必要去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事實上，發問也很危險：詢問親戚和朋友為什麼會消失的人，自己也可能會突然消失。
但卡拉必須要問：“你知道他們把她帶去哪兒了嗎？”
這次她得到了答案。
“在舒爾大街的轉送站裡。
”卡拉感覺到了希望，“是維丁區一家廢棄的猶太醫院，你知道那個地方嗎？”
“是的，我當然知道。
”卡拉偶爾會非法地去那家醫院幫忙，她知道政府占據了那裡的病理學實驗室，并用鐵絲網将那兒圍了起來。
“希望她沒事。
”另一個女人說，“斯特菲生病的時候她幫了很大的忙。
”說完，她關掉水龍頭，提着水罐離開了。
卡拉匆忙地朝和女人相反方向的家裡走去。
她必須為漢尼洛爾做些什麼。
把人從集中營裡弄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現在正常的工作秩序已經被打破了，也許能想個法子把漢尼洛爾給弄出來。
她把水桶帶回家，交到艾達手裡。
茉黛排隊去領配給的食物了。
卡拉換上護士的制服，希望到時候能派上點用場。
她把要去的地方告訴艾達，又一次離開了家。
她隻能步行去離家兩三英裡的維丁區猶太醫院。
她不知道她應不應該這樣做。
即便能找到漢尼洛爾，也許她也幫不上忙。
但很快，她就想到了在倫敦的伊娃和不知藏在柏林什麼地方的魯迪——如果在戰争結束前的最後時刻失去母親，那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啊！她必須盡力一試。
街上站着軍警，他們截住過路人，查看他們的身份證明。
軍警們三人一組，形成即決法庭，主要針對兵役年齡的男性。
他們對身穿護士制服的卡拉不感興趣。
奇怪的是，蘋果樹和櫻桃樹竟然在這個被炮火襲擊的城市裡開出了白色和粉紅色的花朵。
在爆炸的間歇，鳥兒像往年春天一樣，歡叫着。
卡拉恐懼地發現，燈柱上竟然吊着幾個男人，有幾個竟然還穿着軍服。
大多數屍體的脖子上挂着寫有“懦夫”或“逃兵”的牌子。
顯然，三人即決法庭認為他們有罪，對他們處以絞刑。
納粹殺了那麼多人還不滿足嗎？卡拉痛苦得直想哭。
一路上，她三次找地方躲避交戰雙方的槍林彈雨。
最後一次躲避時，她離猶太醫院隻有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