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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z_5_293"href="#jzyy_293_5">[22]、鼠疫流行的塞得港[23]、黃白兩色的非洲、充斥着英國警察和鳄魚标本商販的亞曆山大,聞名的塔爾圖斯[24]。

    其中與衆不同、别具一格者當數美輪美奂的耶路撒冷,我在那裡的一位阿拉伯熟人家裡住了大約一個星期。

     在返回敖德薩時,正巧遇上史詩般的“波将金号”暴動[25]。

    我和“俄羅斯号”的司機夾在潮水般的人群中,如醉如癡地在港口上遊逛了一天一夜,冒着槍林彈雨,目睹了熊熊大火和燒殺搶掠。

     那年月要做一名布爾什維克,就等于走一條阻力最大的路線,而我當時就是一名布爾什維克。

    那是1905年的秋天,罷工疊起,海軍部大廈的探照燈劃破了涅瓦大街的黑暗,10月17日發布“宣言”,各高等院校紛紛舉行集會…… 12月的一天晚上,有個名叫尼古拉的、長着一對招風耳的工人朋友來到羅曼巷我那間屋子裡,帶來一個裝面包用的紙袋,紙袋裡是火棉[26]。

    “我把這個紙袋放在你這兒吧,特務一直在跟蹤我。

    ”“那就放在這兒吧。

    ”這個紙袋就放在左邊窗台上,緊挨着一包砂糖和一根香腸。

     第二天,我去了維堡區[27]的“指揮部”,正當桌子上攤開着地圖、巴拉貝倫槍、毛瑟槍的時候,警察闖了進來。

    我們三十來個人成了甕中之鼈。

    可是我那間屋子裡左邊窗台上還放着那個裝面包用的紙袋,床下面是傳單。

     我們被搜身、毒打之後,分成幾個小組。

    我和另外四個人為一組,正巧靠近窗戶。

    我發現窗外路燈那邊有幾張我熟悉的面孔,便乘人不備從小窗口扔出一張字條,讓他們把我和那四個人屋子裡違禁的東西拿走。

    他們照辦了。

    這是我後來才了解到的,而在此之前,我在施巴列爾大街單獨關押了好幾個月,這期間我常常夢見左邊窗台上那個裝過面包的紙袋。

     在單獨關押期間,我愛上了速記法和英語,我一邊學習速記和英語,一邊還寫詩(這是必然的)。

    1906年春天我獲釋,被流放到故鄉。

     故鄉列别江的甯靜、鐘聲和籬笆牆沒能留住我多久。

    到了夏天,我就未經批準住進了彼得堡,後又遷居赫爾辛福斯[28]。

    我住的那間屋子就在埃德霍爾姆斯哈滕大街,窗戶下面就是大海、山崖。

    每到晚上,當人的面孔還依稀可見的時候,在一塊灰色花崗岩上舉行集會。

    到了夜裡,就看不見人的面孔了,那塊黑乎乎的、暖烘烘的石頭,讓人覺得很柔軟——因為我那間屋子就在附近,而斯維亞堡[29]那邊打過來的探照燈光也顯得輕柔宜人。

     一次,在公共浴室裡,一位光着身子的同志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光着身子、大腹便便的矮個子。

    這個大腹便便的矮個子原來是大名鼎鼎的赤衛軍[30]上尉柯克。

    又過了些日子,赤衛軍也進入了戰鬥狀态。

    地平線上已經依稀可見喀啷施塔得[31]艦隊軍艦的黑影和十二英寸大炮的炮彈在水中爆炸時掀起的水柱,隐隐約約聽得見斯維亞堡傳來的沉悶的大炮聲。

    于是我喬裝打扮了一番,戴上一副夾鼻眼鏡,返回了彼得堡。

     一個國家有議會,高等院校就是國中之小國,它們也有自己的議會,叫作班長委員會。

    這裡也有黨派鬥争和競選鼓動,也出海報,印小冊子,發表演講,設立選票箱。

    我當上了班長委員會委員,還兼任委員會主席。

     有一天我收到了傳票,傳我到區段警察所。

    警察所裡有一張綠色的偵查令,上面寫着:為了驅逐出彼得堡,特立案偵查“大學學生葉甫蓋尼·伊萬諾夫·紮米亞京”。

    我坦然自若地申述說,我從來沒有進過大學[32],偵查令顯然搞錯了。

    我記得警察所長的鷹鈎鼻子很像個問号,他說:“嗯……這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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