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夫婦也是。
我不知道我留城的弟弟妹妹能幫他們做些什麼，卻知道，家中如果遇到了難事，母親的第一反應是：去将你們林予老師請來，我要與他商議！
而他們夫婦必會雙雙而至。
兩家的關系可用休戚與共形容之。
1976年5月，林予住到了上海電影制片廠招待所“小白樓”，按要求将其長篇小說《咆哮的松花江》改編為電影劇本，此小說尚未出版。
我聽他談過創作初衷，是要為鄧小平“出山”後的“撥亂反正”喝彩，松花江因此“咆哮”。
故所以然，在黑龍江出版社逐級審稿時便引起對立結論，有人說好得很，有人認為極其反動。
至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成了政治事件，林予奮力自辯。
他若不辯，一概支持該書出版的人必定遭殃。
揭發信一直告到了北京，不知北京什麼人作了如此指示——那就拍成配合“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電影吧！松花江因此“咆哮”，片名響亮。
當時我已是複旦大學中文系創作專業的“工農兵學員”，與我信任的三名同學杜靜安、劉金銘、周進祥前去見他。
因為我每每“北大荒”長“北大荒”短的，他們也都讀過《雁飛塞北》了，很高興有機會認識一位“北大荒派”老作家。
林予那一年五十餘歲，頭發花白了，看去比實際年齡大得多。
在我們眼中，确乎是老作家了。
他見了我們格外高興，對我之親熱令我的同學們暗覺驚訝。
我在電話中說定了要在他那兒吃午飯的，他從食堂打回了幾樣菜，我們在路上買了一斤豬頭肉、一斤腸和幾瓶啤酒。
在他的單人房間裡，我們與他都無拘無束，愉快地度過了兩個多小時。
我問他：劇本改得怎樣了？
他說“請”他親自改，他不來準是個事。
說那也不能照“他們”的要求改呀，說他隻不過是在敷衍着改，吃得不錯，住得挺習慣，全當度假了。
哪天讓他走，當天就走。
還命他改的話，就繼續敷衍。
關于文學，我們也就談了那麼幾句。
在當年，文學又有什麼好談的呢？
正是“四人幫”所謂“政治謠言滿天飛”的時期，從各種渠道彙集至“小白樓”的資訊極其豐富，預示着中國人心的向背已成定局。
兩個多小時内，林予基本上是在談“小道消息”，看得出中國之命運将會如何令他分外焦慮。
我不斷以眼色制止他，然而他是那麼的激動，無濟于事。
那日證明了這樣一點——他這個人自我保護意識之薄弱，像他的生活能力确實很低一樣，實在是别人愛莫能助的。
他似乎自有一套簡單的判斷人的邏輯，即倘陸甯的母親是他所信任的人，那麼她的兒子當然也是；那麼陸甯的朋友梁曉聲同樣是；梁曉聲帶去見他的任何人便都是。
不久大學裡開始追查“謠言”，我殊覺不安，一一告誡三名好同學，萬勿出賣林予——他們都說，咱們根本不曾一塊兒去見過什麼林予呀！
1982年，我的短篇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獎後，某日我家所住的筒子樓裡，有人大聲喚我接電話。
我通過公用電話聽到了林予的聲音，他說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正在他家吃飯，“趙老師”做了一桌子菜。
我問：“今天是什麼節日嗎？”
他說：“我親自把你弟弟妹妹請來的，我們為你的小說獲獎在我家慶祝一番。
”
我正不知說什麼好，他那端卻說：“不多聊了，旁邊有人等着打電話。
”
原來他也是用他家那幢樓的公用電話與我通話的。
1984年，我的短篇小說《父親》、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同時獲獎，夏末我回哈探家，去他家看望了他。
他與我約定，三天後的下午要帶人到我家見我。
我考慮到我家的不成樣子，猶豫。
他卻說：“曉聲，可不能因為獲獎了就擺架子，誰登門拜訪你都應該歡迎，何況是我要帶去的人！”
或許因為他的家也不怎麼樣，他竟完全不理解我的為難。
我問：“是你朋友嗎？”
他說：“朋友談不上，卻是一個好人。
”——停頓了一下又說：“一個特别好的人。
”
不料三天後他帶去的是市委宣傳部長陳鳳晖同志。
剛下過很大的雨，他們兩位坐的“上海”轎車開不進我家所在那條又髒又窄又泥濘的小街。
他倆沒穿雨靴，進我家門時四隻鞋都成了泥鞋。
而我家二十八平方米的破土坯房，前接後蓋，分成了四部分。
我的老父親已經退休回到哈市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都結婚了，且都有孩子了，不分割怎麼住呢？因為林予要帶客人來，我老父母從他們所住的六平方米的小屋躲讓到鄰居家去了，我的瘋哥哥被關進我一個弟弟家的小屋去了。
而我能夠待客的六平方米的小屋裡，這裡那裡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