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缸子、瓶子，接漏雨。
在那麼一種情況下，什麼話題都沒法談的。
我的哥哥不斷從窗口朝這邊探進頭，沖林予和陳部長傻笑。
我尴尬，他倆也都覺來得唐突了。
不到半小時，陳部長坐不住了。
林予卻說：“曉聲，我倆來得好，來得實在是太好了！鳳晖部長，曉聲他父親可是新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是第一批‘大三線’建築工人！他家這種情況你當官的不管可不行，那國家也太對不起老建築工人了！”
陳部長歎道：“是啊。
”
“你别隻說是啊，你一定要給解決實際困難！”——林予的話說得急頭白臉的。
陳部長說：“我想辦法，是我應該做的事。
”
林予又對我說：“聽到了，曉聲你要催着他辦！”
我苦笑道：“我在北京啊。
”
林予說：“讓你弟弟妹妹找我，我輪番陪着去找他！”
陳部長也苦笑道：“林予同志，不要這麼激動嘛，你看你搞得曉聲都臉紅了！”
分明，林予與陳部長确實算不上是朋友——但那是兩個好人之間的對話。
那情形給我留下的印象異常深刻，所以我終于敢用引号将他各自的話引起來了。
過後我了解到，陳部長曾是市委機關幹部，1957年被戴上了帽子，“文革”後任部長才兩年。
1986年，哈爾濱市政府批給了我家一處樓房，不大，也是二十八平方米左右，作為對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和第一批“大三線”建築工人的獎勵房。
自然，我老父親也是沾了我這個作家兒子的光。
此事對我的親人們是巨大的福祉，是他們做夢都不敢想的事。
我們的父母自從成為我們的父母以後，到那一年為止，還從沒獲得過政府給予的任何福祉。
它使我七十多歲的老父母可以在家裡上廁所了，可以在寒冷的冬季享受暖氣的溫暖了；也使我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的家，各自大出了幾米。
而我再回家探家時，不愁沒處地方住了。
此後，林予和陳鳳晖部長，在我和我親人心目中，是大恩人。
我所深感内疚的是——林予和他夫人趙老師的追悼會我竟都沒參加，忘了當年我被什麼鳥事拖絆住了，每一回想便覺自己甚是該死，成為我此生最内疚的事之一。
但林予夫婦生病期間，不但我的弟弟妹妹經常去看望，連我年近八十的老母親也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之下親往醫院去探視過的，這多少減輕了我的一些内疚。
林予夫婦的獨生女兒嫁給了外國人，已定居國外了。
他們在哈爾濱再無任何親人了，估計，哈爾濱人中經常懷念他們的，最是我的弟弟妹妹。
再加一個曾經的哈爾濱知青，那就是我了。
我和弟弟妹妹相聚時，每次必懷念起他們夫婦來。
因為我們對父母的懷念，是與對他們夫婦的懷念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是無法分開的。
一位作家和他的妻子，與城市裡一條髒街上的一戶很窮的人家的每一個成員，結下了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終生親情；這樣的事，也許隻有異常年代才會發生吧！
或者，竟是上天的有意安排？
二、魏國學
魏國學是1966年轉業到北大荒的官兵之一。
因為他們是那年3月到達北大荒的，自謂“六六三”北大荒人。
他入伍前是吉林農家子弟，他妻子曲秀珍也是。
當年我是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一師二團的知青，并且是二團的第一批知青，于是成為七連的戰士。
七連的“六六三”不少，五十幾人。
我們知青整二十人，分為男女兩個班。
比起來，“老戰士”是多數。
當時七連已有小學校，在連隊主路的一端，是路邊的一幢土坯房，蓋得較高，一分為二，各有門窗，成為兩間教室。
我們知青路過時，曾見魏老師也就是魏國學帶領學生們在起土豆——小學校有一片“自留地”，允許所收獲的土豆賣給食堂，以便每年有一二百元教學經費。
在部隊時曾任過文書，是七連黨支部的組織委員——關于魏老師，我們也就知道這麼多。
第二年連裡來了更多知青，總數二百餘人了。
人氣旺了，一些“老戰士”受到新氣象的鼓舞，紛紛将家眷接來，應上學的孩子快速增加了。
第三年，有四名知青成了小學校的老師，二男二女，我是其中之一。
除了我是初三的知青，另外三位老師都是高一、高二的知青。
如此這般地，魏老師成了魏校長，成了我們的直接領導。
據說，因為我擔任着一班班長，連長指導員起初不同意，魏校長堅持，說他認為我能成為一名好老師，連長指導員拗不過他，隻得同意。
我不知道他緣何那麼認為，沒問過。
除了在特定場合，我們并不稱他校長，都習慣于叫他魏老師，他自己也更願意我們叫他魏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