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起愁來。
最後一緻決定，全殺了吃。
其中四隻是母雞。
殺雞的老楊幾次操刀，幾次放下，對它們下不了手。
他懇求地望着我說：“班長，已經開始下蛋了啊！”我說：“那又怎樣？”他說：“殺了太可惜呀！”我說：“依你怎麼辦？”他進一步懇求：“班長，讓我偷偷帶回連隊吧！我家住在村盡頭，養着也沒人發現。
發現了我自己承擔後果。
我家孩子多，又都在長身體的時候……”
而我，當時實在說不出斷然不許的話……我卻不曾料到，這件事被我們班裡一個極迫切要求入團的知青揭發了，于是召開了全連批判會，于是這件事上了全團的“運動簡報”。
批判稿是我寫的，我代表全班讀的。
盡管我按照連裡和團裡的指令做了，我這個班長還是被撤了職……老楊一向為人老實，平時對我們也極好。
他感到了被出賣的憤怒，也覺得當衆受批判乃是他終生的奇恥大辱。
一天夜裡，他吊死在知青宿舍後的一棵樹上……
我們被吩咐料理他的後事。
他死後我才第一次到他家去。
那是怎樣的一個家啊！一領破炕席，三個衣衫褴褛營養不良的孩子，一個面黃肌瘦病恹恹的女人……那一種窮困情形咄咄逼人。
在他死後，尤其令人心情沉重而又内疚不已……
我們将埋他的坑挖得很深很深……埋了他，我們都哭了，在他的墳頭……後來每個星期日的夜裡，都會有一爬犁燒柴送到他家門前……後來我當了小學教師，教他的三個孩子。
我極端地偏愛他們、偏袒他們，替他們買書包、買作業本。
然而他們怕我、疏遠我……
後來他們的母親生病了，我們全班步行了二三十公裡，趕到團部醫院去要求獻血。
我住到了他們家裡，每天替他們做飯，輔導他們功課，給他們講故事聽……可他們依然怕我、疏遠我，甚至在他們瞪着三雙大眼睛聽我講故事的時刻……
後來我調到團宣傳股去了。
離開連隊那一天，許多人圍着馬車送我。
我發現我的三個學生的母親，默默地閃在人牆後，似在看着我，又不似……老闆子發出趕馬的吆喝聲後，我見她雙手将三個孩子往前一推，于是我聽到他們齊聲說出的一句話是“老師再見！”頓時我淚如泉湧……當年，我們連自己都不會保護自己，更遑論善于保護他人。
這樣想，雖然能使我心中的悔不再像難愈的傷口仍時時滲血，卻不能使當年發生的事像根本沒發生過一樣……
如今二十多載過去了，心上的悔如牛痘結了痂，其下生長出了一層新嫩的思想——人對人的愛心應是高于一切的，是社會起碼的也是必要的原則。
當這一原則遭到歪曲時，人不應馴服為時代的奴隸。
獲得這一種很平凡的思想，我們當年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啊！……
上海人劉鴻飛
1972年，我從團部宣傳股，被“精簡”到木材加工廠。
全團僅“精簡”二人，一男一女。
男的自然便是我。
被“精簡”之于我，帶有不言而喻的懲罰性。
原因是我作為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組”的成員，在木材廠“蹲點”時，公然替一名将被開除團籍的鶴崗市知青進行了“放肆”的辯護。
結果是他保住了團籍，而我被逐離團機關。
當年的我血氣方剛，并不怎麼沮喪，反而覺得自己乃是實際上的“戰勝”了強大對手們的落魄英雄——畢竟由于我慷慨陳詞的辯護，那鶴崗市知青的團籍保住了。
當年若不被“精簡”，我便不會與上海人劉鴻飛成為親情深焉的知青戰友。
如今想來，格外欣慰，認為是一種補償，一種生活對受到不公正懲罰的人的溫愛。
這一種補償，這一種生活對人的溫愛，越來越顯出它美好風景般的意義和價值。
起碼對我如此。
鴻飛個子很高，一米八以上。
當年高且瘦，一副形銷骨立的模樣。
鼻梁也高，木材廠的知青就送了他個綽号“高鼻子”，後來進化為“老高”。
我初到木材廠的日子，不明所以，便也叫他“老高”。
他從未糾正過我。
我叫他“老高”，他就自自然然地答應，仿佛本就姓高。
其實他比我小四歲。
直至有一天全連點名後，我奇怪地問大家：“連長把老高的姓念錯了，怎麼沒人笑？”于是衆人皆笑。
鴻飛也淺淺地笑……
鴻飛是連裡最安分守己的知青。
什麼雞鳴狗盜、名利紛争之事，都與他無涉。
他也是毫無绯聞的一個知青，仿佛頭腦裡天生的沒這一套“程序”。
女知青們普遍地對他抱有良好印象，但也普遍地就刹在印象良好為止。
他在她們面前一向做謙謙君子、斯文紳士之狀，從無輕佻言語和舉止。
我不曾見他和哪一個女知青調笑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