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父母給出生的女兒起名時，大抵是用另一個“qín”字的，亦即鋼琴的琴，當然也是提琴或其他琴的琴，盡管那些城裡人家的父母也許從不操弓弄弦。
小芹站在那兒想，她還是得離鄉出走。
而且呢，到了城裡以後，找工作時要将她的“芹”字寫成“琴”字才好。
一有機會，也得将她身份證上的“芹”字改成“琴”字。
她想，她得從名字上首先變成一個城裡女子。
從她十來歲起，村裡年輕又好看的女子便開始一年一個一年幾個地離鄉出走了。
後來連隻年輕并不好看的女子也不心甘情願地留在村裡了。
最後一個年輕女子離開村子也有兩年多了。
從那一年起，這個村子就像一個人沒有了魂，起初男人們還欣慰于女人們從城市裡寄回來的錢。
他們高高興興地用女人們寄回來的錢蓋磚瓦房。
所以這個村子基本上實現了磚瓦化。
住進了磚瓦房裡的男人們，漸漸開始習慣于用女人們寄回來的錢聚賭。
起初僅僅在夜晚賭，後來連白天也賭了。
于是村裡的地荒蕪着了。
荒蕪就荒蕪吧，反正辛辛苦苦一年，靠種糧食也不能從土地上耙弄到手幾個錢——男人們都這麼想。
離鄉的女人們起初年年回村，或在春節前；或在這個季節，回來過“重陽節”。
如果是這個季節回來，那麼往往會被男人們強留到第二年開春。
男人們強留她們，是因為他們仍需要女人。
男人們畢竟還是得放任她們返回到城市裡去，是因為他們尤其需要她們繼續寄錢給他們。
在城市裡被“洗禮”過的女人們，特别是年輕的頗為好看的她們，回村時都變得更年輕更好看了，也分明地更具有女人味兒了。
這使她們的男人們内心裡也很舍不得放任她們走。
她們帶回來的錢，能給家裡添令别人家羨慕的大件東西，能給男人們買體面的衣服和好酒喝，這使男人們最終仍是明智地放任她們走……
後來女人們不再寄錢給男人們了——磚瓦房蓋起來了，偌大屏幕的彩電看上了，女人們離鄉出走的當初使命已經基本完成了；後來女人們甚至也不太回村了，漸漸地與她們的男人們斷了音訊，走失的家禽似的消蹤滅迹在城市裡了。
既然男人們又酗酒又賭博，她們還回來看她們那樣的男人們幹什麼呢？她們中有的最後一次回村，編一套男人們能信的話，将兒女接走了；有的寄回最後一封信附帶最後一筆錢，便宣布和她們的家沒任何關系了……
于是村裡的青壯年男人們也紛紛打起行李卷，離鄉而去，去往東西南北各大城市，尋找曾是他們的女人的女人。
找到了的，他們的女人不肯跟他們回來，他們自己也便無臉回來；找不到的，不甘心不明不白地就沒了曾屬于自己的女人，繼續在城市裡一邊打工一邊找……
連青壯男人也幾乎流失光了的這一個村，不但像人沒了魂，而且像人沒了骨。
生氣不複存在于那些新的和半新的磚瓦房裡，連曾經從原先的泥草房裡也傳出過的男女調笑聲和孩子的玩耍嬉鬧聲都聽不到了。
人氣也不複存在于這個荒蕪了它周圍土地的村子裡，連人鋤牛耕的情形也看不到了。
失去了天倫之樂的老太婆和老爺子們不再有心情湊在一起聊家常，漸漸習慣于自囚在磚砌的院牆内，與雞犬為伴，熬冬混夏，寂寞候死……
這一個在月夜裡跚行于村間的叫小芹的小女子，從十二歲到十八歲的六年裡，先是見慣了女人們離鄉，後是見慣了男人們離鄉。
終于，在這一個寂靜的月亮好圓的夜晚，她自己也決定背井離鄉了……
她沒有生得好看的姐姐，因而她家住的仍是村裡為數不多的泥草房之一。
她的母親已經四十多歲了，是麻臉，因而從未産生過離開她的父親到城裡去的念頭。
她的父親也沒指望過。
她的父親患過肺結核，人很瘦，禁不起勞累。
比她小三歲的妹妹患了白内障。
全家的生活擔子，幾乎全壓在她母親一人身上。
她母親也沒别的能耐，起早貪黑養幾頭豬而已。
近幾年賣掉一口豬是比養肥一口豬還不容易的事了。
母親因而更加地沉默寡言了，父親因而更經常地莫名其妙地發脾氣摔東西了。
父親是全村唯一不酗酒的男人，也是全村唯一不好賭的男人。
從前父親因而受别的男人們的恥笑。
他們認為她的父親不酗酒也不好賭是由于沒錢買酒喝沒錢賭，這又基本上是一個事實。
她的父親對這個事實的态度是隐恨，覺得她的母親對不起他。
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母親分明地也覺得特别對不起父親……
芹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身體價值和容貌價值，起初是從那些回村探家的年輕女人們的目光和話語裡。
其實她們中最年輕的隻比她現在大一兩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