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事。
教學樓外就有垃圾桶。
女校工我認識，每見她很勤勞地打掃衛生，挺有責任感的。
而且，我們相互尊敬，關系友好。
我的課時排在上午三、四節。
而她一早晨肯定已将所有教室裡的紙簍全都倒空過，是上一、二節課的學生使紙簍又滿了。
無論是我去告訴她，還是某一名同學去告訴她，她都必會前來做她分内的事。
但我又一想，她可能會認為那是對她工作的一種變相的批評。
使一個本已敬業的人覺得别人對自己的工作尚有意見，這我不忍。
我反問：“有那種必要嗎？”
立刻有同學回答：“有。
”——見我洗耳恭聽，又說，“如果我們總是替她做，她自己的工作責任心不是會慢慢松懈了嗎？”
我不得不暗自承認，這話是有一定的思想方法性質的道理的，盡管不那麼符合我的思想方法。
我又反問：“是不是有一條紀律規定，不允許帶着吃的東西進入教室啊？”
答曰：“有。
但那一隻紙簍擺在那兒不是就成了多餘之物，失去實際的意義了嗎？”
于是第三種看法産生了：“其實那一條紀律也應該改變一下，改成允許帶着吃的東西進入教室，但不允許在老師開始講課的時候還繼續吃。
”
“對，這樣的紀律更人性化，對學生具有體恤心。
”于是，話題引申開來了。
顯然已經轉到對學校紀律的質疑方面了。
内容一變，性質亦變。
我說：“那不可能。
大約任何一所大學的紀律，都不會明文規定那一種允許。
”
辯曰：“理解。
那麼就隻明文規定不允許在老師講課的時候吃東西。
将允許帶着吃的東西在課前吃的意思，暗含其中。
”
我不禁笑了：“這不就等于是一條故意留下空子可鑽的紀律了嗎？”
辯曰：“老師，如果不是因為課業太多太雜，課時排得太滿，誰願意匆匆帶點兒吃的東西就來上課呢？”于是，話題又進一步引申開來了。
内容又變了，性質亦又變了。
而且，似乎變得具有超乎尋常的嚴肅性，甚至是企圖颠覆什麼的意味兒了。
當然，我和學生們關于一隻紙簍的談話，隻不過是課前的閑聊而已。
但那一隻紙簍以後卻不再是滿的了，我至今不知是誰每次課前都去把它倒空了。
由而我想，世上之事，原本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
這乃是世事的本體，或曰總象。
缺少了這一種或那一種看法，就是不全面的看法。
有時表面上看法特别一緻，然而不同的看法仍必然存在。
有時某些人所要表達的僅僅是看法而已，并不實際上真要反對什麼、堅持什麼。
更多的時候，不少人會放棄自己的看法，默認大多數人的任何一種看法，絲毫也沒有放棄的不快。
隻要那件事并不關乎什麼重大原則和立場——比如一隻紙簍究竟該由誰去把它倒空。
這樣的事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願選擇一種做法。
隻要心平氣和地傾聽，我們還會聽到不少對我們自己的思想方法大有裨益的觀點。
那些觀點與我們自己一貫對世事的看法也許對立，卻正可教育我們——一個和諧的社會，首先應是一個包容對世事的多元看法合理存在的社會。
不包容，則遑論多元？不多元，則遑論和諧？
在我所親曆的從前的那些時代，即使是紙簍該由誰來倒空這樣一件事，即使不是在大學裡，而是在中小學裡，也是幾乎隻允許一種看法存在的。
可想而知，那是一種被确定為唯一正确的看法。
另外的諸種看法，要麼不正确，要麼錯誤，要麼極其錯誤，要麼簡直是異端邪說，必須遭到嚴厲批判。
比如竟從紙簍該由誰倒的問題，居然引申到希望改變一條大學紀律，并因而抱怨學業壓力的言論，即是。
久而久之，人們的思想方法被普遍同化了，也普遍趨于簡單化了。
仿佛都漸漸地習慣于束縛在這樣的一種思維定式中，即人對世事的看法隻能有一種是正确的，或接近正确的。
與之相反，便是不正确的，甚或極其錯誤的。
如此一來，不但不符合世事的總象，也将另外諸種同樣正确的看法，劃到“唯一正确”的對立面去了。
其實，人對世事的看法，不但确乎有五花八門的錯誤，連正确也是多種多樣的。
正因為有人對世事的五花八門的錯誤的看法存在，才有人對世事的多種多樣的正确的看法形成。
世人對世事所公認的那一種正确的看法，曆來都是諸種正确的看法的綜合。
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誰能夠獨自對某件事——哪怕是一件世人無不親曆之事，比如愛情吧——做出過完全正确的看法。
梁曉聲買不到卧鋪票
早熟是令人同情的，可憐的。
過分的成熟是讨厭的，可怕的，不堪信任的。
虔誠的根苗是天真。
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