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天晚上以後，編寫電影劇本的事進展得很順利。
第二天早晨，我就到巴蒂斯塔那裡簽了編劇的合同，并得到了第一筆預付金。
記得那是一部無足輕重的喜劇言情片，一向創作态度嚴肅的我，滿以為自己不适合編這一類影片的劇本，可是，在編寫過程中，我卻發揮出了意想不到的天賦。
同一天，我還與導演和另一位編劇第一次碰了面。
我當電影編劇的生涯是從去巴蒂斯塔家喝酒那天晚上開始的，對此，我可以确切地指明；而我與我妻子之間的關系究竟是從何時開始惡化的，我卻很難确切地說清楚。
自然，我也可以把那天晚上看作我們夫妻關系開始惡化的标志。
可是，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是事後聰明；再說，埃米麗亞對我态度的變化，是在過了一段時間以後才顯現出來的。
然而，她的态度的确是在那天晚上以後才開始有了變化的，确實，我真說不好究竟是從什麼時候埃米麗亞心中的天平才開始失去平衡的，也不知這種失衡究竟會引起什麼後果。
那段時間，我們幾乎天天見到巴蒂斯塔，類似那天晚上頭次在他家裡那樣的細節不勝枚舉；可以說，那些事情當時在我看來都很平常，但後來卻都多多少少有一種特殊的意味。
我隻想舉一個例子：每次巴蒂斯塔邀請我們，埃米麗亞總是先表現得很勉強，不太想陪我去，而她的神情和托詞又總是那麼模棱兩可。
她總是找某種與巴蒂斯塔無關的借口推托不去；同樣我也總是輕而易舉地指明她的借口站不住腳，我執意追問她是否不喜歡巴蒂斯塔，問她究竟是為了什麼。
而最後她總是回答說，并不是她不喜歡巴蒂斯塔，說她對他并無什麼可指摘的，隻是不想與我們一起出去，因為這種晚上的聚會使她疲憊，實際上是令她厭煩了。
我不滿足于這些泛泛的解釋，于是又暗示她與巴蒂斯塔之間是不是有什麼瓜葛，即便巴蒂斯塔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或者也不想知道這一點。
然而，我越是一個勁地提示她是否對巴蒂斯塔沒有好感，她似乎越是一個勁地否定。
最後，她就全然不猶豫了，代之以明朗而又堅決的态度。
于是，我不再懷疑她和巴蒂斯塔之間的感情，或是巴蒂斯塔對她有什麼舉止。
接着，我就擺出一大堆她應該參加我們的聚會的種種理由：我沒有一次外出不帶着她，巴蒂斯塔深知這一點，巴蒂斯塔喜歡有她在場，每次他請我們，都這樣關照：“自然，您得帶上您的妻子一起來。
”她倘若無故缺席，必定會惹巴蒂斯塔不高興，說不定還會觸怒他，而我們的生活卻全依仗他。
總之，她提不出任何托詞不出席，我卻能說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要她出席，所以，盡管她很疲憊也很厭煩，最終也隻好赴會了。
埃米麗亞通常都凝神聽我闡述這些理由；應該說，我給她講道理時，我的面部表情與手勢比我說的話更有意思，所以，最後往往以她的讓步而告終，她默默地穿好衣服，準備跟我出去。
當她已準備停當，在臨走前的最後一刻，我總要最後再問她一次是不是真不想陪我去，這倒并不是我懷疑她的回答，而是為了讓她不懷疑自己有自主的自由。
這時，她總是以明确的方式回答說她高興陪我去，這樣我們才走出家門。
不過，這一切都是我後來總結出來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