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不慣的人合作。
合作編寫電影劇本不像在辦公室或工廠裡工作，每個人都有獨立于他人的一份工作，相互之間如果不能說完全沒有關系，那也能說很少有什麼關系。
合作編寫一部電影劇本意味着大家從早到晚生活在一起，把自己的聰明才智、自己的靈魂、自己的心靈與其他合作者交融在一起。
總之，就是說在編劇本的那兩三個月過程中，得人為地創造出虛假的密切關系，目的僅僅是要炮制出一部電影來，說到底，就像我前面說過的那樣，目的是為了錢。
這種密切的關系是極其糟糕的，比想象中更令人厭煩，更令人疲憊，更令人不堪忍受，因為它是建立在無聲的精神折磨之上，就像從事某種科學實驗的科學家們所經受的那種痛苦磨難似的，隻是電影編劇從事的是語言實驗。
為了盡快地炮制出電影劇本來，導演常常一大早就把合作者召集在一起；從大清早一直到深更半夜，編劇就坐在那兒不停地侃侃而談，然而，往往因為興之所至，或是因為疲憊不堪，把話題扯到十萬八千裡。
有的講淫穢笑話，有的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有的分析某個著名人士的心态，有的議論男女演員，有的傾訴個人遭遇。
同時，工作間裡煙霧騰騰，桌子上的稿紙旁邊堆滿了咖啡杯子，早晨來時還儀表端莊、頭發梳理得整整齊齊的編劇們，晚上一個個都變得頭發蓬亂，邋邋遢遢，滿身汗味，那種樣子比逼迫一個冷漠而又倔強的女人就範還要狼狽。
實際上，炮制一部電影劇本慣常所采用的生硬方式，酷似對人的才智的一種強奸，與其說是建立在靈感和共鳴的基礎上，還不如說是出于主觀的願望和利益。
當然，也許最後拍出來的電影質量很高，導演和合作者事先也都有一定的默契并相互尊重，工作環境也比較理想，這是人類生活中常見的現象，盡管往往并不盡如人意。
不過，這種協調的合作并不多見，就像質量高的電影也并不多見一樣。
編寫第二部電影劇本的合同不是跟巴蒂斯塔，而是跟另一個制片商簽訂的，合同簽訂以後，我突然就沒有了勇氣和意願，我開始對我剛才談到的一切不如意的地方感到越來越反感和惱怒。
天天如此，一起床後，沒有片刻沉靜和空閑的時候，頭腦裡整天得往外擠電影劇本的靈感，猶如在灼熱的陽光曝曬下的荒漠，沒有半點陰涼之處。
每次我走進導演的家，每次聽到導演在書房迎候我時總說“那麼，昨天晚上你考慮過了？你想出解決的辦法來啦？”那一類話的時候，我就有種厭煩和逆反的情緒。
以後的全部工作進程都顯得那麼令人不耐煩和惹人讨厭；如前所述，導演和電影編劇往往東扯西拉，離題十萬八千裡，極力想讓冗長的讨論變得輕松愉快些，在整個劇本的寫作過程中，我與合作者之間總不時地出現互不理解或是愚鈍可笑的情況，或是産生簡單的意見分歧。
甚至導演對我出的主意和想出的辦法所給予的贊揚，我都覺得有種苦澀味，因為正像我所說過的那樣，我覺得我把自身最美好的東西奉獻給了某種實質上跟我無關的事情，我不情願投入其中的事情。
這最後的弊端乃是我在那段日子裡最難以忍受的；當導演從椅子上高興得跳起來，對他們之中很多人油腔滑調地高聲說道“真棒!真有你的!”的時候，我不禁厭煩地尋思着：“本來我可以把這些東西寫在我創作的某一部悲劇或某一部喜劇裡的。
”從另一方面說，盡管我很反感，但出于特殊而又痛苦的矛盾心理，我不能不盡到作為電影編劇的義務。
幾個人合作編寫電影劇本有點像老式的四駕馬車，有的馬很壯實，拉車挺賣力，有的隻是佯裝在拉車，實際上卻是讓它的同伴們拽着跑。
我始終是那匹賣力氣拉車的馬，盡管我不耐煩，也很厭惡。
導演跟與我合作的編劇，他們倆在遇到難題時，總是等着我拿出辦法來，這一點我很快就發現了。
盡管我心裡也總詛咒着我那持重的性格和雄辯的口才，但我靈感一來就總是慷慨地把它奉獻出來。
驅使我這樣做的并不是什麼競争的意識，而是誠摯的激情，它比任何相對立的意願更為強烈：我是被人雇用的，因此，我得幹活。
但我每次都為自己感到羞恥，感到有種難以割舍而又愧疚的感覺，就像是為了不多的錢而糟蹋了某種無價之寶似的，其實我本可以用它來從事比電影編劇更有意義的事情的。
正如我所述，我是在跟巴蒂斯塔簽署了第一份合同之後兩個月才發現編劇工作的所有這一切弊端的，在此之前我沒有絲毫察覺。
起先，我不明白，為什麼當初我就看不到這些弊端，為什麼那麼久之後才發現。
但是，正因為我對電影編劇總懷有這種反感和沮喪的情緒，我心中夢寐以求的那份工作就更加令人向往，漸漸地我就不得不把編劇工作與我跟埃米麗亞的關系以某種方式聯系在一起。
最後，我終于明白了，我厭煩電影編劇這份工作，是因為埃米麗亞不再愛我，至少是開始表現出不再愛我。
隻要我肯定埃米麗亞愛我，那我就能勇往直前地、信心百倍地從事這項工作。
可如今我不能肯定她究竟還愛不愛我，所以，我也就失去了工作的毅力和信心。
此時，工作對于我來說似乎純粹是為他人服務，是糟踐聰明才智和浪費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