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按說定的時間去赴約。
巴蒂斯塔的辦公室占據了一幢舊式大樓的第二層，大樓過去是一家貴族的住宅，現在是多家貿易公司的辦事處。
他用木闆把拱頂飾有壁畫、牆壁用灰泥粉飾的寬敞大廳分隔成許多小房間，每個房間裡都擺放着實用的家具；以往牆上都挂着以神話和聖經故事為題材的古畫，現在都改挂色彩鮮豔的巨幅廣告畫；到處都挂着男女演員的大照片、彩色畫報上撕下來的畫頁、裱在鏡框裡的獎狀，以及電影公司的辦公室裡常見的那些裝飾品。
前廳的盡頭挂着一幅粗劣而又褪了色的壁畫，廳中間擺放着一張漆成綠色的金屬台，台子後面有三四位女秘書正在接待來訪者。
巴蒂斯塔是個年輕的電影制片人，最近幾年靠制作質量低劣、經濟收益卻甚佳的影片打開了局面。
他經營的電影公司雅稱“凱旋電影”，是當時知名度最高的公司之一。
那個時候，前廳接待室已擠滿了人，憑我搞這一行的經驗，我一眼望過去，就能準确無誤地把來訪者的身份辨别出來：那些電影編劇都是一副疲憊不堪而又忙碌的神态，他們腋下夾着個記事本，衣着打扮講究潇灑；電影的組織者與策劃人活像農場的管家與牲口代理商；那兩三個想當演員的女孩都很年輕，也算得上俊美，但她們充其量隻配當群衆角色，看她們那副做作的表情，濃妝豔抹的樣子，矯揉造作的衣着，以及她們實現抱負的奢望，用不着怎麼選就會被淘汰；最後，電影制片人的候見室裡還少不了一些難辨身份的人：失業的演員、臨時請來的電影編劇、各種各樣的募捐者。
所有這些人都在肮髒的馬賽克地面來回踱步，或是在緊挨牆邊擺放着的镏金靠背椅上伸着懶腰，打着哈欠，抽着煙或低聲說着話。
女秘書們不是對着好幾部電話說話，就是兩眼直瞪瞪地呆坐在大台子後面，她們的目光因為厭煩和無所事事而變得有些木然甚至斜視了。
令人讨厭的、響亮的電鈴聲不時響起；女秘書也不時一驚一乍地喊叫着一個一個的名字，來訪者也順次一個一個地匆匆進來，然後，就消失在鍍金的白色門扇後面。
我報了自己的名字，然後，我也得坐在候見室的盡頭。
我覺得自己現在的心境跟頭天一樣絕望而又平靜。
跟埃米麗亞談話之後，我仔細地想了又想，準确無誤地認為，她嘴裡說是愛我，實際上是跟我撒謊；但這一回，一方面是因為沮喪，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想讓她做出我始終未曾得到過的全面而又誠懇的解釋，因此，我至少是暫時放棄了行動：沒有因此拒絕巴蒂斯塔的新項目，盡管我早已知道接受這個項目沒有任何目的，如同我的整個生活也都已沒有什麼目的一樣。
後來，我想，一旦我能夠從埃米麗亞嘴裡得知實情，我将可以随時中斷工作，讓一切都成為泡影。
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更喜歡這第二種更為令人震驚的解決辦法。
醜聞和傷害，從某種程度上将會加深我的絕望，同時也将更加堅定我的決心，使我不再猶豫和妥協。
正如我所說，我感到很平靜。
但那是一種漠然和遲鈍的平靜：一種引起心緒不甯的、令人難以捉摸的痛苦，因為實際上人們到最後一刻仍希望這不是真的；但那卻是一種确定無疑的痛苦，它鑄就了一段時期的凄楚的平靜。
我覺得平靜，但我深知，我很快就會不平靜了：第一個階段，即懷疑的階段，已經結束了，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即将開始第二階段，也就是痛苦，逆反和悔恨的階段。
我深知這一切，然而，我也知道這兩個階段之間有一段令人難以忍受的平靜時期，就像暴風雨即将來臨之前的那種虛假而又令人窒息的風平浪靜一樣。
就在等着巴蒂斯塔召我進去的時候，我想到我原來一直隻局限于難以肯定埃米麗亞愛不愛我這樣一個事實。
可現在我覺得我已确定無疑地認為她已不再愛我了。
我為自己的這種發現感到意外，我想，我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轉到新的問題上，即思索她不再愛我的原因。
還因為一旦我悟出了其中的原因，我就更容易逼着她做出解釋了。
應該說，一提出這個問題，我就立即又感到難以置信，甚至覺得近乎古怪。
這是那樣離奇，簡直是荒謬：埃米麗亞絕不可能有什麼不再愛我的理由。
何以這麼有把握，我說不清；另一方面，依我看來她不可能有什麼停止愛我的理由，卻不知為什麼又顯然不再愛我了，對此我也說不清。
我茫然地思索了一陣我内心和思想上的矛盾。
最後，就像做某些幾何習題似的，我自言自語道：“權且荒謬地設想一種不能不存在的原因吧。
我們看一看，究竟能是什麼原因。
”
我注意到了一點，人越是對什麼事感到懷疑，就越是會抓住頭腦裡虛假的清醒，像是希望用理智去澄清讓感情攪渾而變得模糊不清的事情一樣。
就在本能地得出矛盾的回答的那種時刻，我像偵探小說裡的刑警似的，喜歡采取合乎邏輯的調查。
有人被殺害了，就得探究他被殺的原因，從原因就很容易追溯到犯罪者……于是，我想原因可能是兩方面：一方面取決于埃米麗亞，另一方面取決于我。
從她那方面來看，正像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