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好了，就這樣定了，”巴蒂斯塔攤開雙手，做了一個動作，像是生怕我沒完沒了地道謝似的，這讓我産生莫名的反感，其實，我并沒有感恩戴德的意思。
“就這樣說定了，你們去卡普裡，我去找你們……現在我們談一談電影吧。
” 我想：“到談正題的時候了!”我有意看了看巴蒂斯塔。
這時，我對自己如此痛快地就接受了他的邀請，頗有難言的後悔之感。
不知為什麼，我有一種直覺，覺得埃米麗亞可能會不同意我這一倉促的決定。
“我應該對巴蒂斯塔說，讓我考慮考慮，”我惱怒地想道，“我得問一問我妻子。
”我覺得自己那麼熱情地接受邀請似乎很不得體，簡直是一件令人感到羞恥的事。
這時，巴蒂斯塔說道：“我們大家都有同感，電影界得有一些新東西……目前，戰後恢複時期已經過去了，人們有追求新的藝術模式的需要……舉例說吧，新現實主義有點讓人厭煩了……現在，通過分析新現實主義影片令人厭倦的原因，也許我們就能懂得新的藝術模式應該是什麼樣子了。
” 正如我已提到過的那樣，我知道巴蒂斯塔探讨問題向來喜歡兜圈子。
巴蒂斯塔不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或者至少是個不表現出憤世嫉俗的人；許多别的制片商比他坦誠得多，要讓他談論票房收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他對票房收入不見得比别人不看重，相反，盈利對他來說也許是至關重要的，所以，能否有較高的票房收入，始終是一種很大的陰影；當他覺得某種主題的影片盈利不多時，他絕不會像别人那樣，說“拍這種主題的影片，一個裡拉也掙不到”，相反卻說“出于種種原因，我不喜歡這個主題”。
而他所提出的原因總是有關美學範疇或倫理學範疇。
然而，盈利多少始終是最後的試金石，在對電影藝術的美的價值或思想内容進行詳細的讨論之後，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在巴蒂斯塔放了很多煙幕之後，最後總是無可更改地選擇更有商業價值的解決辦法，就是個明證。
因此，很長時間以來，我對巴蒂斯塔關于影片的美與不美、道德性與非道德性的那些冗長而又複雜的探讨，早已失去了興趣；我知道他要達到的最終目的總是經濟效益，這是無法回避的。
所以我也總是堅定地站在這一立場上。
這一次，我也想：“他肯定不會說電影制片人厭煩新現實主義影片是因為沒錢可賺，我們聽聽他究竟怎麼說。
”果真如此，巴蒂斯塔在考慮了一陣之後，又接着說道：“我認為新現實主義電影令大家都厭煩了，首先是因為影片的情調不健康。
” 他停住不說了，我斜眼看了看賴因戈爾德：他聲色不動。
巴蒂斯塔想利用這一片刻的沉默來強調說明“健康”這個詞，現在他解釋起來了：“我說新現實主義電影不健康，是說它不是鼓勵人們正視生活現實，增強人們對生活的信心……新現實主義電影格調沉悶、悲觀、灰暗……且不說這些影片把意大利表現得像是個叫花子國家，外國人特别樂意看，對這些影片特别感興趣，他們巴不得我們的國家就是個叫花子國家，這已經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事實。
除此以外，新現實主義太注重表現生活的消極面，誇大了人類生存中一切醜陋的、肮髒的、反常的事情……總之，是一種悲觀主義的不健康的影片，它們令人想起生活之艱辛，而不是激勵人們去克服困難。
” 我看了看巴蒂斯塔，他是真的像他所說的那樣想，還是假裝那麼想，我再次感到沒有把握。
在他的言談中，的确有某種真摯的成分；也許那隻不過是怎麼對自己有利就怎麼說的人的真誠；但畢竟還是實話。
巴蒂斯塔又以反常的、近乎金屬般铿锵有力而又不無溫和的語氣接着說道：“賴因戈爾德向我提出了一個使我頗感興趣的設想……他發現最近從《聖經》故事改編過來的電影取得了很大成功……實際上，這是些盈利很大的影片。
”這時，他似乎是若有所思地注意到了這一點，不過，他像是引入了他自己也并不重視的一段插話似的說道。
“可原因在哪兒呢？依我看，因為《聖經》仍然是這個世界上被人寫出的書中最健康的書。
因此，賴因戈爾德對我說：盎格魯-撒克遜人有《聖經》，你們地中海人有荷馬……不是嗎？”他把臉轉向賴因戈爾德，中斷了談話，像是對自己引用的話不敢肯定似的。
“正是這樣。
”賴因戈爾德确認道，他那微笑着的臉上露出些許的憂慮。
“對于你們地中海人來說，”巴蒂斯塔又引用賴因戈爾德的話接着說道，“荷馬史詩就像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聖經》一樣，那麼，為什麼我們不拍一部關于《奧德賽》
感到驚異的我，為了争取時間就忍不住問道：“是《奧德賽》的全部，還是其中的一個片段？” “這事我們已商談過了，”巴蒂斯塔立刻回答道，“最後我們認為最好拍整部《奧德賽》……不過，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高嗓門補充說道，“重新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