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的最初幾天，作為預備役副中士的我接到歸隊命令，于是趕緊頂着酷暑匆匆起程，火速從弗萊辛輾轉趕往圖林根的瑙姆堡與我所在的軍團彙合，我一路上換乘了好幾趟火車，趟趟擁擠不堪，途中停留的候車大廳也是個個水洩不通，月台上全都擺滿行李，一排一排地平放整齊。
戰争爆發了。
這場在歐洲上空醞釀已久的厄運終于降臨了。
它搖身一變，預先制定的全部計劃和預先進行的全部訓練均給人以有條不紊地“順利進行”的印象；它以這樣的面目橫掃我們的城市，在人們的頭腦和心靈裡掀起恐怖的、騰達的狂瀾和困頓的萬丈激情，讓他們強烈地感到被命運扼住了咽喉，強烈地感到力量倍增，從而勇于奉獻犧牲。
我現在樂于相信的是，在另一方，在敵對的，甚至是和我們結盟的那些國家，這次命運的短路當時恐怕更可能是被當作災難和“巨大的不幸”來看待的，這後一個詞是我們當時常常能在田間地頭聽到的從法國婦女們口中用法語說出來的話，當然，她們是在她們的國家、她們的客廳和廚房裡感受這場戰争的：“哦，先生，這場戰争，這是多麼巨大的不幸！”在我們德國，這一點現在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了，然而在當時，它最先呈現的面目卻是崛起，是曆史性的熱情高漲，是覺醒的快感，是對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擯棄，是從世界的停滞不前的狀态解放出來，是這個世界不可以再這樣繼續停滞下去的呼聲，是對未來的歡欣鼓舞，是對義務和男子漢氣概的呼喚，簡而言之，是一派英勇的喜氣洋洋的熱鬧景象。
凡此種種都讓我弗萊辛最高兩個年級的學生們激動得滿面通紅，兩眼放光。
在這裡，青年人的當兵欲和冒險欲同一場速戰速決的緊急畢業考試的利益不無滑稽地結合在一起。
他們一個個向征兵處蜂擁而去。
而我自己呢，自然也是滿心歡喜，因為我無須為自己呆在家裡而遭受他們的鄙視了。
總之，我現在無意否認的是，這種全民性的熱情高漲我也完全有份，我當時就試圖這樣對其進行定性，盡管這其中的那種癡迷遠非我的天性，而且這種癡迷也同時讓我感到一絲莫名的恐懼。
我的良心——這裡，我是在一種超個人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詞的——并不是完全純潔的。
這樣的一種戰争“動員”，不管它的表現是如何的義憤填膺和堅不可摧，是如何的人人有責和義不容辭，卻終究不免意味着放縱的假期的開始，意味着真正該盡的義務不盡，意味着一種逃學，一種對不願受到約束的本能的屈服：凡此種種，它和它們的相似之處太多了，因而一個像我這樣成熟穩重的人是不可能對此感到特别舒服的；而道德上的疑慮，即這個國家迄今為止是不是真的做得那樣好，乃至于它真的有權放縱自己去沉湎于這樣一種盲目的自我陶醉，這種疑慮也和上述那些源自個人天性的反抗結合在了一起。
然而，在這裡，一個甘願犧牲、甘願赴死的時刻卻來臨了，它使很多東西都被一筆勾銷，也就是說，它就是最後的決定，在這個最後的決定面前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如果這場戰争，或多或少被明确地視作是一場普遍的災難的話，那麼，面對這場災難，個體，同樣，還有單個的民族，為了這個連同其自身弱點和罪惡也一并包括在内的時代的弱點和罪惡，就會心甘情願地去經受考驗，就會自覺自願地去流血造孽；如果它被認為是一種犧牲，而通過這種犧牲舊亞當可以脫胎換骨，統一地赢得一種全新的更高層次的生活的話，那麼，在這一非凡的偉業面前，平凡的道德已經被超越，隻能是啞口無言。
而我現在同樣也無意忘記的是，我們那時是懷着一顆比較純潔的心奔赴戰場的，我們那時并不認為：這場戰争是我們在家裡早就蓄謀已久的，以至于一場血腥的世界災難會必然被視為是我們内部表演的合乎邏輯和不可避免的結果。
這是，真可惜啊，五年前的情況，而不是三十年前的。
正義和法律，人身保護法，自由和人的尊嚴在國内受到尊重的情況曾經還算湊合。
雖然那個坐在皇位上的，本質上絕非尚武的，為什麼都行，就是不為戰争而生的舞蹈家和喜劇演員的揮舞曾讓有教養的人感到難堪——而他對文化的态度跟一個落後的笨蛋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他對後者的影響也僅僅隻限于空洞地表示一下制定措施的姿态而已。
文化曾經是自由的，它曾經達到過可觀的高度，而且它已經長時間地習慣于完全同國家權力脫離，所以，它的年輕的承載者們恰恰會把一場大的民族戰争，正如現在所爆發的這場戰争，看作是取得一種将國家和文化合二為一的生命形式的手段。
在這裡占據統治地位的自然是，正如在我們身上所慣常發生的那樣，是一種特别的自我束縛，是一種完全天真的利己主義，這種利己主義并不在乎，是的，它甚至認為那是完全理所當然的，即為了德意志的形成發展（而且我們始終還處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