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現在因此而怪罪我們，這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因為從道德上來看，一個民族為使其集體生活達到一種更高形式而采用的手段——如果為此非要留血不可的話——不應該是對外發動戰争，而應該是進行内戰。
但後者卻又是我們所極力反對的，我們不喜歡打内戰，相反，我們認為我們通過發動那三次沉重的戰争
我們早就是一個大國了，太久了；我們對這種狀況已經習以為常了，我們沒有像預想的那樣感到高興。
這種狀況不僅沒有讓我們變得更讨人喜歡，反而惡化而非改善我們和世界的關系，這種感覺，不管承認與否，已經根植于我們的靈魂深處。
看來是該來一次新的突破了：一種躍升為主宰世界的大國的突破。
這樣的突破當然不可能通過呆在自家做道德手工活兒之類的途徑來達到。
既然如此，那就打仗，如果有必要的話，就對全世界的人發動戰争，好讓全世界的人都心服口服，都喜歡我們，這就是“命運”（多麼的“德意志”，這個詞，一個前基督教的原始語音，一個悲劇性的神話的音樂戲劇的主題！）作出的決定，我們就是為了它而熱情洋溢地（隻有我們是熱情洋溢地）踏上征途——堅定不移地以為，德國的時代已經來臨；曆史支持我們；繼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之後輪到我們來打造世界和領導世界了；二十世紀屬于我們，在開創于數百年前的資産階級時代結束之後，世界必須在德意志的影響之下，也就是在一種還沒有完全作出最終定義的軍事社會主義的影響之下，來上一次洗心革面。
這種想法，我不想稱之為觀念，同那種想法，即我們是被迫參戰的，是神聖的困頓呼喚我們拿起武器，而這些武器其實是早就準備好了，我們其實也早就學會了熟練使用，它們的傑出性能始終散發出秘密的使用的誘惑，同時相安無事地占據着我們的頭腦——外加那種對四面楚歌的擔憂，而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我們隻有依靠我們自身的強大力量，也就是說：依靠那種立即在别人的國家開展戰争的能力。
就我們的情況而言，進攻和防禦是一回事：它們共同塑造了災難、使命、偉大的時刻、神聖的困頓的激情。
就讓國外的那些民族把我們視作正義和和平的破壞者吧——我們有辦法把世界打他個底朝天，直到它徹底改變對我們的看法，不僅欽佩我們，而且也熱愛我們為止。
千萬可别有人以為我這是在出自己的洋相！我沒有理由這樣做，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我根本不可能要求把自己完全排除在那種普遍的群情激昂之外。
誠然，學者本性裡固有的成熟穩重可能每每會阻止我發出響亮的歡呼，我的心底裡甚至還有可能會下意識地冒出些許批判性的疑慮，而你想的是人人都想的，你感受的是人人都感受的，對此我有可能也會在瞬間萌生出一絲不快，即便如此，我那時卻是真誠地分享着這種激動情緒的。
不錯，像我們這樣的人确實會懷疑人人的想法是否就是正确的想法。
然而，對于地位比較優越的個性而言，偶爾地，一次性地——而這種偶爾和一次性除了此時此地還能上哪裡去找呢——遁入芸芸衆生，成為滄海之一粟，來無影，去無蹤，卻又不啻為一種巨大的享受。
為了到各家告别，也為了進一步完善我的裝備補給，我在慕尼黑停留了兩天。
城裡的氣氛總的來講是莊嚴肅穆的，但也有驚慌和恐懼的情況發生，比如突然大家都會風傳說自來水管裡被人下了毒，或者有人認為在人群裡發現了一個塞爾維亞間諜。
為了避免由于這樣的誤會而被人打死，布賴薩赫爾博士在自己的胸前别滿了黑白紅三色徽章和小旗幟，我是在路德維希大街和他不期而遇時看到他的這副裝扮的。
戰争狀态，最高權力從民事轉到軍事，轉到一個将軍手中，由他來發布文告和聲明，人們對此雖然能夠接受，心裡卻是不無隐憂。
而當人們得知，王室成員們都以統帥的身份動身前往他們的大本營，身邊将有精明強幹的參謀長們協助工作，不大可能造成重大損失之後，心裡的一塊石頭這才算是落了地。
總之，他們這些人一路上都受到民間的熱烈歡迎。
我看見一支支的槍管上都裝飾着花束，一團一團的人馬，在用手帕捂住鼻子的女人們的陪同下，邁步走出營房大門，老百姓飛速地圍攏，發出一陣陣歡呼，這些被提升為英雄的農村小夥自豪地、腼腆地沖着人群傻樂。
我看見一個非常年輕的軍官站在一節電車車廂後面的平台上，把頭扭向一邊，心事重重地獨自發呆，神情緊張，顯然是在擔心自己此去恐怕小命難保——但他很快又打起精神頭來，迅速地展開笑顔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