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朋友是不是有可能已經接受了這次邀請,這個問題我們沒有問過他。
不管怎樣,眼下時局的變化已經使得這件事情沒有了繼續談論的必要。
對于我而言,當年的情形現在仍然曆曆在目:那是一間裝有護牆闆的老房子,屋裡挂着煩瑣的枝形吊燈,壁櫃釘有金屬皮,角凳上和深陷的窗龛上都套有扁平的皮墊子,我的雙腳在地毯和地闆上來回踱步,我大談德國——當然是為了我自己,也是為了席爾德克納普,勝過為了阿德裡安,因為我并不指望他會給予關注。
習慣了教書和講演的我,如果來了情緒的話,并不是一個不善言辭的人;我甚至不反感聽到自己在說話,而且我還會為自己的口若懸河感到一絲得意。
呂迪格爾把我所說的這些話都劃歸他所深惡痛絕的戰争狂言,我甚至還有點手舞足蹈地聽之任之呢;我認為,既然曆史的時刻讓平素是多種形式的德意志本質以這樣的面目出現,那麼,從心理上對這個——決不缺乏令人感動的特征的——性格形象予以一點點同情肯定也是合乎情理的,而這裡最終所涉及的還是突破的心理。
“在一個像我們這樣的民族這裡,”我振振有詞地闡述道,“心靈的東西始終是第一位的和真正起推動作用的;政治行動是第二位的,是放映,是表達,是工具。
命運呼喚我們去突破成為世界大國,這種突破成為世界大國的最深層的意思就是突破成為世界——走出為我們所痛苦地意識到的孤獨,而自從帝國成立以來,任何和世界經濟最牢固的緊密結合都沒有能夠沖破過這種孤獨。
令人感到殘酷的是,出征的經驗性現象所體現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渴望,聯合的渴望……” 這時,我聽見阿德裡安猛地笑着用半大不小的聲音說道:“願上帝保佑你們學有所成!”但他并沒有同時擡起頭來瞧我,而是繼續目不轉睛地看他的樂譜紙。
我停下腳步來看他,可他根本沒有在意我的舉動。
“莫非,”我反問道,“照你的意思,咱還得再加上一句:‘你們将一事無成,哈利路亞
“對不起,剛才我太書生氣了,因為你的言論讓我一下子想起了我們好久以前睡在草垛上進行過的那次辯論——那幫小子都叫什麼來着?我發現,從前的那些個名字我都記得不是很清楚了(坐在桌旁的他時年29歲)。
德意志邁爾?敦格斯雷本?” “你指的是那個壯實的德意志林,”我說道,“和一個叫敦格斯海姆的。
當時在場的還有一個叫胡普邁耶的和一個叫馮·托伊特雷本的。
你總是不大記得住别人的名字。
那可都是些努力上進的好青年哪。
” “瞧你說的!你想什麼呢,有一個聽起來像是叫‘沙佩勒’,還有一個是叫社會醫生什麼的。
看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你那時和他們根本就不屬于同一個系。
不過我今天聽你說話的口氣倒還真是和他們的如出一轍呢。
睡在草垛上——我隻想以此說明:一次是書生,永遠是書生。
做學問好啊,可以永葆青春活力。
” “你那時和他們是同一個系的,”我說道,“而實際上卻要比我這個旁聽生還要旁聽生。
這不是明擺着的嘛,阿德裡。
我那時隻是一介書生,你現在說我永遠都是一介書生,你這話也許說得沒錯。
不過,這樣反倒更好,如果做學問好,可以永葆青春活力,也就是說:能夠讓人永遠對精神,對自由思想,對在更高的層面上诠釋這一粗暴事件保持忠誠的話……” “這裡談得上忠誠嗎?”他問道。
“我明白了,凱澤斯阿舍恩想變成世界之都。
這可不是非常忠誠的事。
” “啊,是嗎!?真的麼!?”我對他喊道,“這些事情你根本就沒有弄明白,你很清楚,我所說的德意志沖向世界的突破是什麼意思。
” “就算我弄明白了,”他回答道,“也無濟于事,因為至少在眼下,這場粗暴的行動隻會讓别人對我們進行的封鎖和隔離變得更加徹底,如果你們這些好戰分子還這般大張旗鼓地叫嚣着要沖向歐洲的話。
這你是看到了的:我不能去巴黎了。
是你們去而不是我去。
也好!實不相瞞:我反正是不會去的。
我這正犯難呢,你們倒幫我解了圍了……” “戰争很快就會結束,”我壓低聲音說道,因為他的話已經刺痛了我,“戰争根本不會持續很長時間。
我們為這次快速的突破付出,我們承認,一種犯罪的代價,而我們也表示願意彌補這樣的罪過。
我們必須肩負起這樣的罪過……” “那你們就要懂得有尊嚴地去承擔它,”他插嘴道,“德國有寬闊的肩膀。
用已經被馴化的世界稱之為犯罪的手段去達到這樣一個真正的突破是值得的,這一點是誰也否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