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世界上隻有一個問題，而它就叫了這個名字。
如何突破？如何進入自由王國？如何沖破這個木偶，變成蝴蝶？全部的形式都是由這個問題所決定。
這裡，”他一邊說，一邊去扯夾在桌上克萊斯特著作中的那個紅色小書簽，“即在這篇卓越的論述木偶的文章裡，也涉及到突破，而且它在裡面恰恰被稱作‘世界曆史的最後一章’。
但這裡隻談到美學，隻談到優美，自由的優雅，而這種自由的優雅，它其實就是專門留給四肢的人或上帝去做的，也就是專門留給無意識或者是一種無窮的意識去做的，别的都沒有資格，也沒有能力，而那介于零和無窮之間的反思卻在殺害着這種優雅。
這位作家認為，為了優雅的再次到來，意識非得是穿越過那無窮之境不可，而亞當為了退回到無辜的狀态，也非得第二次去吃智慧樹上的果實不可。
” “我真高興啊，”我叫道，“你剛好讀過這些！這些想法很美妙，你把它們納入突破的觀念，你做得很對。
但你不要說：‘這裡所涉及的隻是美學，’你别說：‘隻是’！把美學看作是人文的一個狹小和專門的分區，這是非常錯誤的。
它遠不止于此，就其讨人喜歡或令人驚異的作用來看，它其實就是一切，這也就跟在詩人那裡‘優雅’一詞具有最為寬泛的意義一樣。
美學意義上的得到解脫或得不到解脫，這其實就是命運，這個命運決定着幸福或不幸，決定着以地球為家的群居生活或是無可救藥的，即便是驕傲的孤獨，而你用不着非要是語文學家才能懂得醜陋的就是可恨的這個道理。
從醜陋的束縛和封閉之中突破出來的渴望——不管怎樣，我告訴自己說，我這是躺在床上誇誇其談，然而，我覺得，我過去也一直覺得，并且，為了表明我反對諸多粗俗的表面現象的決心，我還會繼續堅持認為，這就是德意志的，絕對的，深厚的德意志的，恰恰就是這種對于德意志民族性的，對于一種精神性的定義，在受到威脅，那種奇談怪論和胡思亂想，那帖孤獨的毒藥，那種狹隘的地方主義的遊手好閑，那種神經官能症式的糾纏，那種于無聲處的群魔亂舞，凡此種種，全都在威脅着這種精神性的界定……” 我停了下來。
他看着我，我現在認為，他當時是面無血色。
他看我的眼神是那樣一種，是那種有意識的、讓我感到難受的眼神，這種眼神幾乎根本無所謂它撞上的是我還是别人：它是沉默的、朦胧的、冷冰冰拒人于千裡之外的，甚至是傷人的，而緊随其後接踵而來的則是那種抿着嘴、鼻翼同時譏諷地顫動着的微笑，然後便是轉身而去。
他離開桌子，不是朝着席爾德克納普的位置，而是朝着窗龛走去，他剛剛在那裡的裝有護壁鑲闆的牆上挂了一幅聖徒像。
呂迪格爾這時也開口說了些不鹹不淡的話：我能有這樣的思想，他說，着實可喜可賀，我可以即刻開赴前線，并且還是騎着馬上戰場呢。
開赴前線就隻該騎馬，否則還是根本别去的為妙。
他同時敲打着那匹想象中的老馬的脖子。
我們都笑了起來，而當我不得不動身去趕火車的時候，我們的告别是輕松和愉快的。
好事，我們的告别沒有傷感；倘若真是那樣的話，倒還顯得不合時宜了呢。
然而，阿德裡安的眼神卻被我一同帶向了戰場——也許正是他的這種眼神，讓我很快就又從前線返回到家中，返回到他的身邊，而所謂的虱子傷寒也隻不過是表象罷了。
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軍強占中立國比利時的違反國際法行徑，他在1914年8月3日的發言中是這樣辯解的：“我的先生們，我們這是處于危機關頭的正當防衛，人急造反，狗急跳牆，情急不認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