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返回原籍重操舊業，我又被允許當起丈夫和父親來了，我那平凡的小家，家中的牆壁和再熟悉不過的物品有些可能遭到了炸彈的肆意摧毀，盡管如此，這個小家至今仍舊是構成我隐逸和虛空的存在的框架。
當然，我還要再強調一遍，我這可絕對不是想要自吹自擂，我純粹隻是想作一個簡單而明确的說明，即我自己的生活，我雖然沒有徑直去忽略它，但我始終也隻是順便地，心不在焉地，似乎是附帶着地，總之是得過且過地去過着它的，相反，我自己真正用心在做的事情，我的緊張，我的憂慮，其實都是圍繞着我的這個童年時代的朋友的存在而打轉的，我為自己又能夠回到他的身邊而感到萬分高興——如果就我心裡因他愈演愈烈的創作孤獨而感到的一絲壓抑、得不到回應的痛苦寒意而言，“高興”這個詞是合适的話。
“用一隻眼睛去盯住他”，監視他那不同尋常的、迷霧一般的生活，這似乎一直以來就是要由我來完成的真正而迫切的任務；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的真實内容，也正是因為如此，我才說我現在的日子過得很虛空。
他的家——當然是與他真正的家有着奇特的重合之處，再怎麼說也不能完全得到認可意義上的一個“家”——他對他的這個家所作的選擇是比較幸運的——謝天謝地！在那沒落解體、物資匮乏越來越嚴重的幾年間，他在他那作為農村居民的房東，即施魏格施迪爾家裡受到了可以說是蠻過得去的款待，隻要是他想要的，人家都能替他弄來，但由于他對具體情況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也就談不上特别珍惜，整個國家雖然遭到封鎖和包圍，軍事上卻依然還在堅持多面作戰，不過，這些耗盡人力物力的變化并未對他有所觸動。
他對此隻字不提，隻當作是理所當然的來加以接受，就好像那是他身上和天性裡所固有的東西似的，這種天性的毅力和命中注定的我行我素從個性上戰勝了外部狀況。
另外，他的飲食習慣簡單，施魏格施迪爾家的安排打理什麼時候都能夠滿足他的要求。
不過我這裡還需要補充一點，那還是在我剛從前線回來的時候，我就發現有兩個女性在同時照料他，她們先是想辦法接近他，然後便以關心他生活的女朋友自居，而她們彼此之間卻又老死不相往來。
她們就是梅塔·納可黛和庫尼恭德·羅森施蒂爾兩位女士，——一個是鋼琴教師，一個是一家香腸店的，也就是說：一家生産腸衣的企業執行合夥人。
事情說起來确實也奇怪得很：萊韋屈恩這個名字最早給人的就是一種深奧莫測的印象，其地位和價值大衆可謂一無所知，隻有懂行的圈内人士，頂尖的專家才會對它有所認識，那封來自巴黎的邀請函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當然，話又說回來了，這個名字同時卻也是有可能在樸素的比較底層的地方，在貧苦的人們的迫切需要的心靈裡得到反映的，這些人憑借着某種以“較為高尚的追求”的面目出現的對于孤獨和苦難的敏感，從芸芸衆生之中脫穎而出，并通過一種此外還具珍稀價值的尊崇去争取自我的幸福。
因此，這樣去做的正好是婦女，而且還是猶太婦女，也就不足為奇了；由于人類的匮乏顯然是一種先知先覺的源泉，而這種先知先覺的珍貴性也絕對不會因為其源頭的如此困苦而有絲毫降低。
這裡，直接的個人因素，無疑發揮出了巨大作用，也就是說精神的因素發揮出了主導作用，不過，這一點在這兩個個案裡也都隻能是模糊地，完全以情感，以預感的方式去理解和評價。
當然，在此，包括我自己恐怕都可以算得上是這個行列中的一員，因為我也是很早就在某種程度上開始醉心于阿德裡安那冷漠的謎一般的自我封閉式的存在了。
那麼，對于他的孤獨，他的離經叛道的生活對這些婦女所産生的魅力，我又有什麼哪怕是一丁點兒的權利去行嘲笑之事呢？ 納可黛是一個三十多歲的老姑娘，她膽怯腼腆，她的臉永遠都是紅着的，好像每時每刻都在感到羞愧萬分似的，不管是自己說話也好，還是聽人說話也好，戴着單片眼鏡的她總會拼命友好地眨動一雙眼睛，同時還要一邊點頭，一邊皺鼻子。
這個女人其實是在乘電車時和阿德裡安相識的，他那天正好進城，他們都站在電車前面的平台上，她就站在他旁邊，當發現這個情況後，她的腦袋嗡的一下就大了，她飛也似地穿過擁擠的車廂，逃向後面的平台，在那裡稍事冷靜之後，又趕緊跑回前面去主動與他搭話，叫出他的名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地向他表忠心，順帶也介紹一點她自己的情況，并且還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