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證明，阿德裡安那時收到這個重要的，從那陌生、同情的遠方給他寄來的禮物時，高興得跟個孩子似的，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它，雖然他從未在人前戴過它，卻也私下裡演練過這樣的習俗，或者我該說：儀式，即在搞創作的時候戴上它：在譜寫《約翰啟示錄》的整個過程中，如我現在所知，那他都是一直把這件珠寶戴在他的左手上的。
這枚戒指是制約、束縛，甚而是服從的象征，這一點他想過嗎？他顯然沒有這樣想過，相反，他把他作曲時戴在手上的這個東西視為一條看不見的鍊子上寶貴的一環，在他眼裡，它就是把孤獨的他和世界連接起來的紐帶——這個世界于他隻是一個模糊的影像，它的面目，個性如何，他幾乎不得而知，可是，他好像并不急于打聽它的個性特征，因為我在這方面的打聽比他要多得多。
我問我自己，莫非這個女人的外表有什麼毛病，因而決定了她同阿德裡安的關系的基本原則隻能是隐身、回避、永不謀面？她可能長得很醜，可能是瘸子，是駝背，可能被某種皮膚病毀容。
我不接受這樣的揣測，我倒是更多地認為，如果真有某種缺陷的話，那也是心靈上的，而且，這種缺陷使得她很容易去理解任何形式的對珍惜的需要。
他們的關系注定要嚴格堅守在純精神領域，對于這個原則，她的夥伴也确實從未有過要去動搖的念頭，反倒是一味地默默地加以遵守和服從。
我很不情願用這個平庸的說法：“在純精神領域”。
這種說法顯得有些蒼白無力，同某種實際的硬朗矍铄很不相稱，而這種硬朗矍铄則正是那遙遠的藏而不露的忠誠和關懷所特有的。
一種來自那對面的非常嚴肅的音樂和普遍的歐洲的素養賦予他們的通信以一個非常實際的支撐，因為他們的通信正好就是在那部《啟示錄》作品的準備階段及其譜寫期間定期進行的。
人家很善于給他的這部作品的文字結構提建議并弄來難以弄到的材料——正如事後所證明的那樣，那本有關保羅幻像的古法語詩歌體翻譯就是那個“世界”給他弄來的。
後者精力充沛地為他操持忙碌，盡管是以轉彎抹角和借助中間人的方式。
正是在她的促使之下，《伊始》發表了那篇很有見地的文章——然而，這裡也是當時唯一的一個能夠以欣賞的口吻談論萊韋屈恩音樂的地方。
而“萬能編輯”出版社之所以滿口答應保證出版他當時正在進行的那部清唱劇，也是由于她的暗中授意。
1921年她同樣也是以隐蔽的，讓人搞不清楚資助來源的方式，為普拉特内爾的木偶劇，為在多瑙厄申根能夠昂貴盛大地和音樂上完美地上演《羅馬人的功績》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支持。
我想堅持采用這個詞及其所屬的那種包容的姿态，即堅持用這個“提供”。
阿德裡安不可以懷疑的是，隻要是他的這個崇拜者，這個孤獨的上流社會貴婦，隻要是她能夠辦得到的，那她就全都提供給了他。
她的财富，可以明顯感到，于她，因為有着批判的良心，所以是一種負擔，盡管她并不了解沒有财富的生活，而且恐怕也不會知道該怎麼去過這樣的一種生活。
盡可能多地把她的财富，傾其所有、竭盡所能地把她的财富，拿出來放到天才的祭壇上，這于她是不容否認的渴望，而假如阿德裡安願意的話，那麼，他的整個生活格調恐怕一夜之間就能按照那個珠寶的模式改變過來，然而，看見他戴這個首飾的也就隻有修道院院長工作室的那幾面牆壁。
對于這一點，他心裡跟我一樣清楚。
我也用不着說，他一刻也沒有嚴肅考慮過這種可能性。
就我而言，隻要一想到有筆巨大的财産就躺在他的腳邊，他隻需伸伸手，就能讓自己過上王侯般的生活，一想到這些，我就會感到某種陶醉，但是，阿德裡安和我不同，他肯定從來沒有讓這種想法沾過自己的邊。
不過，倒是有一次例外，那一次他竟然離開普菲弗爾林出門了，總之是出遠門了，跑出去對那種幾乎是君王般的生活形式匆匆進行了一次體驗品嘗，說真的，我還就是情不自禁地打心眼裡希望他永遠都能過上這樣的生活。
這件事情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年了，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他接受了托爾納夫人固定不變的、永遠有效的邀請，她邀他到她的某個莊園裡去住一住，隻要他願意，住多久都可以，前提當然是在她不在那裡的時候。
他那時，即1924年春，正在維也納，在當地的埃爾巴爾大廳裡，在所謂的“《伊始》之夜”的一個晚會上，魯迪·施維爾特費格第一次極大成功地——特别也是為他自己——演奏了那部最終為他而寫的小提琴協奏曲。
我這裡說“特别也”，我的意思是“首先”，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