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為滿足阿德裡安的詢問，便和他聊起她在巴黎的工作，聊起他隻是部分了解的法國芭蕾舞和歌劇的最新成果，聊起普朗克、奧裡克、裡蒂
兩人興味盎然地交換着對拉威爾的《達芙妮與克羅埃》和德彪西的《遊戲》的看法，對斯卡拉蒂為哥爾多尼
瑪麗曾經為這些作品當中的一些設計過新穎的布景，為了便于他理解，她還用鉛筆把個别舞台解決方案的草圖畫在座位姓名卡上。
她大概認識曹爾·費特爾貝格吧——那還用說！就是在這個時候，她的牙齒的釉質放射出光芒，她發自内心地大笑起來，她的太陽穴開始用勁，叫人好生愛憐。
她說起德語并不費勁，帶點外國腔，很迷人；她的音質溫暖動人，是一種如歌的嗓音，無疑是塊“材料”，準确地說：就音位和音色而言，她的聲音和艾爾絲貝特·萊韋屈恩的很相似，不僅如此，有時候，如果你注意聽的話，你還真的會以為你是在聽阿德裡安的母親說話呢。
一個像這樣的，至少有十五人參加的社交聚會，通常會在取消座次之後重新組合，形成三三兩兩的小團體，變換接觸。
如此一來，阿德裡安在晚宴之後就幾乎沒再和瑪麗·戈多說上一句話了。
薩赫爾、安德雷亞、舒烏幾位先生，外加讓内特·碩伊爾，較長時間地纏着他絮叨蘇黎世和慕尼黑的音樂事物，與此同時呢，巴黎的女士們則和兩位歌劇演員、主人夫婦以及施維爾特費格一起圍坐在那張放有珍貴的塞夫勒
一俟外面的來賓告退，這三個住在主人家中的客人便趕緊回房休息。
瑪麗小姐和她的姨媽又在艾登奧拉克飯店繼續住了有好幾天。
第二天早上，施維爾特費格要和阿德裡安一起返回慕尼黑，道别的時候他非常熱烈地表示希望再在那裡同兩位女士相逢，然而，瑪麗卻是猶豫了一小會兒，等到阿德裡安重複這個願望之後，方才友好地點頭同意的。
1925年的頭幾周已經過完了的時候，我從報紙上得知，我朋友那迷人的蘇黎世女桌友抵達我們的首府，而且絕非偶然的是——因為阿德裡安曾經跟我說過，他已經把那個地址推薦給了她——她和她的姨媽所下榻的正好就是位于施瓦賓的那同一家當年他從意大利返回之後曾經住過幾天的旅館——吉澤娜旅館。
慕尼黑戲院為了提高它的觀衆對即将到來的初演的興趣，有意向公衆發布了這個消息，而我們緊接着也通過施拉金豪芬夫婦的一次邀請證實了這個消息的真實性，他們邀請我們下周六去他們家和那位著名的女布景師共度良宵。
直到現在，我都很難形容我當時翹盼這次會面的那種緊張心情。
我心裡好像被打翻了的五味瓶，又是期待，又是好奇，又是喜悅，又是憋悶，整個人被攪得坐立不安，心神不甯。
為什麼呢？并不是——或者不僅僅是——因為阿德裡安結束那次藝術之行從瑞士返回之後還另外與我說起過他和瑪麗的相識，當着我的面對她個人有過一番描繪，同時還肯定地斷言說她的聲音同他母親的很相近，雖然他說這話的時候是不動聲色的，但我仍然還是馬上就豎起了耳朵。
當然，呈現在我面前的他絕對不是什麼狂熱的形象，相反，他的話說得平靜而随便，臉上的表情木然，目光在房間裡遊離。
不過，他把人家姑娘的名和姓倒是背得爛熟——我說過的，他在大的社交場合是很少能夠記住和他交談過的人的名字的，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這次相識可是已經給他留下了印象的，他前面所說的那些話絕不隻像單純的提及那樣簡單。
然而，另外還有一件事情讓我好生奇怪，讓我的心在喜悅與懷疑的交織之間怦怦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