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卻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
開始大家以為是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但從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讨伐吳三桂的戰争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級官員以“崇儒重道”為目的,向朝廷推薦“學問兼優、文辭卓越”的士子,由他親自主考錄用,稱做“博學鴻詞科”。
這次被保薦、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後來錄取了五人。
其中有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薦了卻甯死不應考。
傅山被人推薦後又被強擡進北京,他見到“大清門”三字便滾倒在地,兩淚直流。
如此行動舉止,康熙不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試,任命他為“中書舍人”。
他回鄉後不準别人以“中書舍人”稱他,但這個時候說他對康熙本人還有多大仇恨,大概談不上了。
李颙也是如此,受到推薦後稱病拒考,被人擡到省城後竟以絕食相抗,衆人隻得作罷。
這事發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歲。
沒想到二十五年後,五十餘歲的康熙西巡時還記得這位強硬的學人,要召見他;李颙沒有應召,但心裡畢竟已經很過意不去了,派兒子李慎言做代表應召,并送自己的兩部著作《四書反身錄》和《二曲集》給康熙。
這件事帶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觸的漢族知識分子也開始與康熙和解了。
與李颙相比,黃宗羲是大人物了。
康熙對黃宗羲更是禮儀有加,多次請黃宗羲出山未能如願,便命令當地巡撫到黃宗羲家裡,把黃宗羲寫的書認真抄來,送入宮内以供自己拜讀。
這一來,黃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動。
與李颙一樣,自己出面終究不便,由兒子代理,黃宗羲讓自己的兒子黃百家進入皇家修史部門,幫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務。
你看,即便是原先與清廷不共戴天的黃宗羲、李颙他們,也覺得兒子一輩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過日子了。
這不是變節,也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文化生态意義上的開始認同。
既然康熙對漢文化認同得那麼誠懇,漢族文人為什麼就完全不能與他認同呢?
黃宗羲不是讓兒子參加康熙下令編寫的《明史》嗎?編《明史》這事給漢族知識界震動不小。
康熙任命了大曆史學家徐元文、萬斯同、張玉書、王鴻緒等負責此事,要他們根據《明實錄》如實編寫,說“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
他還多次要大家仔細研究明代晚期破敗的教訓,引以為戒。
漢族知識界要反清複明,而清廷君主竟然親自領導着漢族的曆史學家在冷靜研究明代了。
這種研究又高于反清複明者的思考水平,那麼,對峙也就不能不漸漸化解了。
《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
當然,也還餘留着幾個堅持不肯認同的文人。
例如,康熙時代浙江有個叫呂留良的學者,在著書和講學中還一再強調孔子思想的精義是“尊王攘夷”。
這個提法,在他死後被湖南一個叫曾靜的落第書生看到了,很是激動,趕到浙江找到呂留良的兒子和學生幾人,籌劃反清。
這時康熙也早已過世,已是雍正年間,這群文人手下無一兵一卒,能幹成什麼事呢?他們打聽到川陝總督嶽鐘琪是嶽飛的後代,想來肯定能繼承嶽飛遺志來抗擊外夷,就派人帶給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請他起事。
這事說起來已經有點近乎笑話。
嶽飛抗金到那時已隔着整整一個元朝、整整一個明朝,清朝也已過了八九十年,算到嶽鐘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還想着讓他憑着一個“嶽”字拍案而起,中國書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這裡。
嶽鐘琪是清朝大官,做夢也沒有想到過要反清,接信後虛假地應付了一下,卻理所當然地報告了雍正皇帝。
雍正下令逮捕了這個謀反集團,又親自閱讀了書信、著作,覺得其中有好些觀點需要自己寫文章來與漢族知識分子辯論。
他認為有過康熙一代,已有足夠的事實證明清代統治者并不差,可為什麼還有人要對抗清廷?于是這位皇帝親自編了一部《大義覺迷錄》頒發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靜等人的死罪,讓他們專到江浙一帶去宣講。
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寫得頗為誠懇。
他的大意是:不錯,我們是夷人,我們是“外國”人,但這是籍貫而已,天命要我們來撫育中原生民,被撫育者為什麼還要把華、夷分開來看?你們所尊重的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這難道有損于他們的聖德嗎?呂留良這樣著書立說的人,将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誣蔑,實在是不顧民生國運隻洩私憤了。
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于為善,如果著書立說的人隻認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勵精圖治也得不到褒揚,外族君主為善之心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