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窗下的鄉親知曉？如果說這些詩文的功用是浮載着書生們遠走高飛，那麼，又留給這裡的鄉親一些什麼？
答案是，這些書生不管是發達還是落魄，不管是回來還是不回來，他們誦讀的詩文與故鄉村莊基本無關。
因此，河邊窗口的燈光對于這片土地而言，永遠是陌生的、暫駐的，至少，構不成當時當地的“多聲部自然和聲”。
侗族長期以來沒有文字，因此也沒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讀的詩文。
他們的詩文全都變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
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們記得，連漢族最高水準的學者都承認，“不著一字”極有可能是至高境界。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進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隻是對自己作一個提醒：從最宏觀的意義上看，在文明演進的慣常模式之外，也會有精彩的特例。
不錯，文字能夠把人們引向一個遼闊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這個過程中要承擔非常繁重的訓練、校正、紛争、一統的磨煉，而磨煉的結果也未必合乎人性。
請看世間多少麻煩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魯迅歎一聲“文章誤我”便有此意。
如果有一些地方，不稀罕那麼遼闊和深刻，隻願意用簡潔和直接的方式在小空間裡淺淺地過日子，過得輕松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可以相信，漢族語文的頂級大師老子、莊子、陶淵明他們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一定會稱許有加、流連忘返。
與他們不同的是，我在這裡還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種缺陷，那就是漢族的飽學書生幾乎都不善于歌舞，更無法體驗其中的快樂。
太重的學理封住了他們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壓住了他們的舞步。
生命的本性原來是載歌載舞的，在他們身上卻被褊狹的智能剝奪了大半。
歐洲的文藝複興，其實是對于人類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認，從奧林匹亞到佛羅倫薩，從維納斯到大衛，文字都悄悄地讓了位。
相比之下，中國的書生做了相反的讓位。
隻有在邊遠的少數民族地區，才會重新展現生命的更本質方面。
三
花橋石階上的歌唱一結束，有一個集體舞蹈，歌者和觀者一起參加，地點就在寬敞的鼓樓底下。
這時才發現，在集體舞蹈圍繞的圓心，也就是在鼓樓的中央，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
老者們表情平靜，有幾個抽着長長的煙杆。
他們是寨老，整個村寨的管理者群體。
一個村民，上了年紀，又德高望重，就有資格被選為寨老。
遇到村寨安全、社會秩序、村民糾紛、節日祭祀等方面的事情，鼓樓的鼓就會擊響，寨老們就會聚集在這裡進行商議。
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議由他主持。
寨老們做的決定就是最後決定，以示權威。
寨老們議事也有既定規範。
由于沒有文字，這些規範成為寨老們必須熟記的“鼓詞”——鼓樓下的協調規則，聽起來很是有趣。
石幹城先生曾經搜集過，我讀到了一些。
其中一段，說到村寨的青年男女們在遊玩中談情說愛是理所當然的，而過度騷擾和侵犯卻要受到處罰，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詞的風格。
且引幾句——
還有第二層，
講的是男女遊玩的事。
耳邊插雞尾，拉手哆耶，
牆後彈琵琶，相依唱歌，
依身在門邊，細語悄言，
不犯規矩，理所當然。
倘有哪個男人伸腳踩右，伸手摸左，
狗用腳爬，貓用爪抓，
摸腳掐手，強摘黃花，
這類事，事輕罰酒飯，
事重罰金銀，罰他一百過四兩。
這種可愛的規矩，本來就包含着長輩的慈祥口氣，因此很有禅性。
真正處罰起來，還要看事端的性質和事主的态度，有所謂“六重六輕”之分，因此就需要寨老們來裁決了。
但是，處罰也僅止于處罰，沒有徒刑。
因為這裡的侗族自古以來都沒有警察，沒有監獄，當然更沒有軍隊。
寨老不是官員，沒有任何特權。
他們平日與村民一樣耕種，養家糊口，犯了事也一樣受到處罰。
他們不享受錢物方面的補貼，卻要承擔不小的義務。
例如，外面來了一些客人，他們就要分頭接到家裡招待。
如果每個寨老都接待了，還有剩餘的客人，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負責了。
“因此，一位長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征得家裡兒女們的同意，需要他們願意共同來承擔這些義務性開支。
”兩位年輕的村民看我對寨老的體制很感興趣，就熱情地為我解釋。
我一邊聽，一邊看着這些黑衣長者，心想，這就是我心中長久向往的“村寨公民社會”。
道家認為，一個社會，機構越簡負累也越簡，規則越少邪惡也越少。
這個原則在這裡得到了最好的體現。
我所說的“村寨公民社會”，還包括另一番含義，那就是，村寨是一個大家庭，誰也離不開誰。
到街上走走，總能看到很多婦女一起織一幅布的情景。
這裡的織布方式要拉開很長的幅度，在任何一家的門院裡都完成不了，而是需要四五家婦女聯手張羅。
這到底算是一家織布幾家幫忙，還是本來就是幾家合織？不太清楚。
清楚的是，長長的棉紗把好幾家人家一起織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