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部分，等他們醒來時，全都成了善良的公民。
他們不可能再犯罪了，因為他們大腦中導緻犯罪的那部分被切掉了。
現在想想，這種手術也許真是個好辦法——”
鈴聲響了，表示陪審團即将複席，也打斷了波斯特牧師的話。
陪審團的商議持續了四十分鐘。
許多旁聽者認為陪審團會很快作出結論，因此一直沒有離開座位。
不過塔特法官卻偷閑回自己的牧場喂馬去了，這時不得不派人去牧場把他接回來。
當他最終返回的時候，立即如旋風般穿上那件大黑袍，但一登上法官席，他說話時還是一如既往的鎮靜和嚴肅。
他問道：“陪審團的先生們，你們作出判決了嗎？”陪審團的代表回答說：“閣下，我們作出判決了。
”法警将密封的判決書遞給法官。
火車的汽笛聲，聖達菲鐵路上的快車駛近時發出的呼嘯傳到了法庭上。
伴随着這種呼嘯，塔特法官用低沉的聲音讀道：“第一項指控，我們陪審團認為，被告理查德·尤金·希科克犯有一級謀殺罪，判處死刑。
”接着，法官低頭看了看犯人，似乎要看看他們的反應。
隻見他們戴着手铐站在那裡，冷漠地與他對視着，直到法官繼續宣讀完以下七條指控：對希科克的三項定罪，史密斯則有四項。
“——判處死刑。
”每次讀到這裡，塔特的語調就變得特别沉重、幽遠，仿佛是要呼應火車漸去漸遠的呼嘯。
然後他解散了陪審團（“你們已經勇敢地完成了工作”），讓人把犯人帶下去。
走到門口的時候，史密斯對希科克說：“陪審員們的膽子還真不小啊！”兩人同時放聲大笑，一位攝影記者拍到了這一幕。
照片刊登在堪薩斯州的一家報紙上，标題是“最後的笑？”。
一個星期以後，邁耶太太坐在自家的客廳裡和朋友聊天。
“是的，現在這兒安靜了，”她說，“我想我們真該感謝事情有了結果。
但是我還不好受。
我和迪克交往不多，但和佩裡真的很熟了。
那天下午，就是他知道審判結果被送回這兒的那個下午，我把自己關在廚房裡，實在不忍心看見他。
我坐在廚房的窗邊，看着離開法庭的人群。
卡利範先生擡頭看見了我，向我揮了揮手。
我看見希科克夫婦和其他人全都走遠了。
就在今天早上，我還收到希科克太太的一封信，寫得很好；在審判那段日子裡，她曾來過我這兒幾次，我希望自己能幫到她。
但是在那種情況下，又能說什麼呢？所有人都離開後，我開始刷碗，這時我聽見了他的哭聲。
我打開收音機，不想聽他哭，但無濟于事，我還是能聽見。
他哭得像個孩子。
在此之前，他一直沒有崩潰過，這時他繃不住了，表現了出來。
唉，我向他走去，走到他牢房的門口。
他伸出雙手，想讓我握，我握住了，他隻說了一句‘我覺得很羞恥。
’我想派人去叫伯克斯神父來，我說明天第一件事就是為他做西班牙米飯，但他隻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緊了。
“那天晚上，偏那麼巧我們不能陪他。
我和溫德爾晚上幾乎從不外出，但我們早就和朋友約好的，溫德爾認為我們不應該爽約。
我這一輩子一定會難過後悔的，怎麼可以把他一個人扔下呢？第二天我就做了米飯，但他不想吃，也不想和我說話。
他憎恨全世界。
但那天早晨他要被帶到州立監獄時，他謝了我，還給了我一張他的照片。
那是他十六歲時用柯達相機拍的一張小照。
他說他希望我心中記得的他，就像照片上的那個男孩一樣。
“最難過的是說再見的時候。
尤其是你知道他要去什麼地方，也知道他的歸宿。
他的那隻松鼠肯定也想念他，經常跳進來找他。
我試圖喂它，但它根本不理，它喜歡的隻是佩裡。
”
監獄對于堪薩斯州萊文沃斯縣的經濟至關重要：兩所分别關押男女犯人的州立監獄就坐落在這裡，此外還有聯邦最大的萊文沃斯監獄；在萊文沃斯堡，還有縣内主要的軍事監獄，壁壘森嚴的美國陸空軍的禁閉所。
如果這些監獄裡的囚犯都能重獲自由，這個地方就可以成為一個小城了。
其中曆史最悠久的是關押男犯人的堪薩斯州監獄。
這座黑白相間的塔狀建築，在平凡的農村小鎮蘭辛顯得十分醒目。
監獄是在南北戰争期間修建的，一八六四年收押了第一批犯人。
今天關在裡面的犯人數目平均在兩千上下。
現任典獄長謝爾曼·H.克魯斯有一張表格，按種族列出每天在押犯的總人數。
（例如，白人一千四百零五名，有色人種三百六名，墨西哥人十二名，印第安人六名。
）無論是什麼種族，犯人都是這座冷酷的小村莊裡的一位居民。
這裡占地十二英畝，有灰色水泥街道、有牢房，還有工作場所，四周是架着機關槍的陡峭高牆。
在監獄大院南部，有一幢奇特的建築：一幢黑色的兩層樓房，外形像口棺材。
官方名稱為“隔離封鎖大樓”，是獄中之獄。
囚犯們稱該牢的底層為“洞穴”，專門關押難以對付的犯人，或者“死硬”的搗蛋鬼，不時會有人被送進去；二樓由一架環形的鐵梯連接，那上面便是死牢。
四月一個雨天的下午，克拉特謀殺案的兇手第一次登上這架樓梯。
他們從加登城出發，坐車四百英裡，八個小時後到達蘭辛。
到那以後，他們被剝去衣服，淋浴剃頭，換上斜紋棉布做的囚服和軟拖鞋（在美國大部分監獄裡，死囚都穿這種拖鞋）；然後在昏暗的雨中被武裝押送到那個棺材形的建築中去，走上環形的樓梯，走進蘭辛那并排的十二間死牢中的兩間。
死牢都是相同的。
十英尺長，七英尺寬，裡面除了一張小床、一個馬桶、一個洗臉池和一個懸挂在天花闆上晝夜通明的燈泡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家具。
死牢的窗戶非常窄，不但裝有鐵欄杆，而且還在外面罩上一層黑色的鐵絲網，像寡婦的面紗似的；這樣一來，從旁邊走過的人就難以看清這些被判處絞刑的死囚的臉了。
關在裡面的人自己看外面倒是很清楚，不過他們能望見的隻是一塊夏天用作棒球場的空地，再過去是一段監獄的圍牆，牆外是一角天空。
牆是用粗糙的岩石砌成的，鴿子在牆縫中築了巢。
牆上還嵌着一扇生鏽的鐵門，與死牢中的住客天天相對着。
每次門一開，鉸鍊就會發出刺耳的聲音，驚得鴿子撲啦啦地亂飛。
鐵門是通往地下儲藏室的，即使在最熱的時候，那裡的空氣也是潮濕而陰冷的。
儲藏室裡裝了很多東西：供罪犯們用來制造汽車牌照的成堆的鐵片、木料、舊機器、棒球設備，另外還有一架未上漆的木質絞刑架，散發着淡淡的松木味。
這裡也正是州監獄立行刑室。
當有人被帶到這裡時，犯人們就說他去“角落”或者“參觀儲藏室去了”。
按照法庭的判決，史密斯和希科克将于六周之後，也就是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午夜十二時過一分，去“參觀儲藏室”。
堪薩斯州曾在一九〇七年廢除了死刑；但是在一九三五年，由于中西部地區出現一股職業兇殺的狂潮（“殺人魔王”阿爾文·卡皮斯，“俊男”查爾斯·弗洛伊德，克萊德和他殺人不眨眼的情婦邦尼·帕克），州議員們終于又投票恢複了死刑。
直到一九四四年劊子手才有機會一展才華，在接下來的十年裡，他們又得到九次這樣的機會。
但是自一九五四年後的六年間，堪薩斯州的劊子手沒有一個領到薪水。
（陸軍、空軍的監獄例外，那裡另設有絞刑架。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這段時期死刑的中斷要歸功于已故的堪薩斯州州長喬治·多金，在任期内他始終反對死刑。
（“我就是不想殺人。
”）
現在，讓我們回到本案的時期——一九六〇年四月，這時美國所有的監獄中共有一百九十人等候被執行死刑；在蘭辛，包括殺害克拉特一家的兇手在内，共有五名。
有時，到監獄來訪的重要客人會應邀去“瞧一瞧死牢”——姑且引用一位高級官員的用語。
願意去參觀的人将由一名警衛陪同，沿着一條鐵闆制的走道，在每間牢房前停下，像觀光客般聽取那位導遊刻闆而可笑地介紹牢内的死囚。
一九六〇年他對一位客人說：“這位就是佩裡·埃德加·史密斯先生，隔壁是佩裡的好搭檔理查德·尤金·希科克先生。
那邊那位是厄爾·威爾遜先生。
之後我們見見博比·喬·斯潘塞先生。
至于最後這位先生，我想各位一定久仰大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羅維爾·李·安德魯先生。
”
厄爾·威爾遜是一個在教室唱聖詩的高大黑人，因綁架、強奸和毒打一名白人女性而被判處死刑，他的受害者雖然幸免于死，卻留下了嚴重的終身殘疾。
博比·喬·斯潘塞，白人，是個女裡女氣的小夥子，他供認自己殺害了堪薩斯城的一名婦女，也就是他的房東。
在一九六一年一月離任前，多金州長（他競選連任失敗，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對死刑的态度）已經将這二人的死刑減為終身監禁，這意味着七年之後，他們就可以申請假釋。
然而，博比·喬·斯潘塞很快又殺了人：他用刀捅死了另一位犯人，這名犯人是他的競争對手，當時他們倆都在争取另一個資格較老的犯人的歡心。
（正如一位獄警所說：“兩個小賤貨為了一個沒良心的家夥打了一架。
”）這次兇殺使斯潘塞被判了第二個終身監禁。
但是與史密斯和希科克或者死牢的第五位死囚羅維爾·李·安德魯（媒體曾廣為報道）相比，公衆對于威爾遜或者斯潘塞并不十分了解。
兩年前，十八歲的羅維爾·李·安德魯還是一位身材臃腫、視力極差、戴着角質框架眼鏡、體重達三百磅的小夥子。
他在堪薩斯大學念二年級，主修生物，成績優秀。
雖然他生性安靜、内向、不善交際，但認識他的熟人——不論是在大學還是在他家鄉所在的小鎮沃爾科特，都認為他非常溫和、非常“善良”。
（後來堪薩斯州一家報紙刊登過一篇有關他的報道，用的标題是“沃爾科特最善良的男孩”。
）然而，這個沉默寡言、聰明博學的青年内心卻隐藏着另一種不為人知的個性，一種情感發展不健全與心靈扭曲的人格，這使他的行為朝殘忍的方向發展。
他的家人——父母以及姐姐珍妮·瑪麗——如果知道他在整個一九五八年夏秋所作的白日夢的話，一定會大吃一驚：這位父母眼中出色的兒子、姐姐眼中值得敬佩的弟弟打算把他們全都毒死。
老安德魯是一位事業興旺的農場主；雖然銀行裡的存款不多，但擁有一片價值近二十萬美元的土地。
繼承這筆遺産是羅維爾·李毀滅家人性命計劃的主要動機。
那個不為人知的羅維爾，那個隐藏在羞澀、虔誠的生物系學生後面的羅維爾，經常幻想自己是個冷酷的犯罪大師：他想穿上黑幫老大的絲綢襯衫，開着紅色的跑車；他希望自己不再是别人眼中的那個戴着眼鏡隻會啃書本的書呆子、又肥又胖的處男學生。
雖然他并不讨厭自己的家人，至少他自己感覺不出，但是殺死他們是實現自己美夢的最快捷也最合适的辦法。
他準備用砒霜作為武器，在毒死家人後，把他們放在床上，然後一把火燒掉房子，以便使調查人員認為這是一起意外死亡。
但是有些細節卻讓他放心不下：萬一屍體解剖發現了砒霜怎麼辦？萬一追查毒藥來源時追蹤到他怎麼辦？于是在夏天即将過去的時候，他又制訂了一個新計劃。
為此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終于，在十一月一個幾近零度的夜晚，他決定采取行動。
那個星期正好過感恩節，羅維爾·李回家度假。
正在俄克拉荷馬州上大學的姐姐珍妮·瑪麗，此時也回到了家中，她很聰明但長相普通。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大約七點鐘左右，珍妮·瑪麗正和父母坐在客廳裡看電視；羅維爾·李在自己的卧室裡讀《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最後一章。
讀完後，他刮了胡子，換上自己最好的西裝，拿起一把五點五八毫米口徑的半自動步槍和一把同樣口徑的左輪手槍。
他把左輪手槍放在屁股兜裡，肩上扛着步槍，慢慢地穿過走廊，向客廳走去。
當時客廳裡除了電視機屏幕的閃爍外，一片漆黑。
他打開燈，舉槍瞄準，扣動扳機，子彈正中他姐姐的眉心，她立刻倒地身亡。
他向母親開了三槍，向父親開了兩槍。
他母親睜着眼睛，伸出雙手，向他搖晃地走來；似乎想說什麼，嘴張了張，又合上了，但是羅維爾·李卻說：“閉嘴！”為了确保她乖乖聽話，他又朝她開了三槍。
當時安德魯先生還活着，他一邊流着淚，嗚咽地說着什麼，一邊向廚房爬去。
但是就在廚房門口，他的兒子拔出左輪手槍，打光了所有的子彈，然後再次裝彈，又一次打光了——他父親身上總共挨了十七顆子彈。
根據他的供詞，安德魯對此“毫無感覺。
時候到了，我正在做我必須做的。
就是這麼回事”。
開完槍後，他打開了自己卧室的窗戶、撤掉紗窗，然後在房子裡翻箱倒櫃，把東西扔得到處都是：他的目的是要把責任推到小偷身上。
接着，他開着他父親的車，在濕滑的雪路上行駛了四十英裡，來到堪薩斯大學所在的小鎮勞倫斯。
這中間，他在一座橋上停了車，把槍械拆開，将零件扔進了堪薩斯河。
當然，這趟旅程的目的就是僞造他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
首先，他在自己宿舍停了一下，和女房東聊了一會兒，告訴她自己是回來拿打字機的，并說由于天氣糟糕，從沃爾科特到勞倫斯用了兩個小時；離開宿舍，他去了一家電影院，一反常态地和一位領座員和一個賣糖果的小販搭讪了幾句。
十一點，當電影結束後，他返回了沃爾科特。
家裡的那隻雜種狗正在前門廊上等着，餓得直叫，于是羅維爾·李走進屋子，從他父親的屍體旁經過，給狗準備了一碗熱牛奶麥片。
就在狗又舔又吞的時候，他拿起話筒給縣治安官打電話：“我叫羅維爾·李·安德魯，我住在沃爾科特街6040号，我想報告一起搶劫案……”
懷恩多特縣警衛處值班的四位警官立即趕到了現場。
其中一位，邁爾斯警官，描述當時的經過說：“我們到那兒已是深夜一點鐘了。
屋裡所有的燈都亮着。
這個大塊頭、黑頭發的小子，羅維爾·李，正坐在門廊上撫弄他的狗，輕輕拍着狗腦袋。
阿西副隊長問他出了什麼事，他指着門，一副懶洋洋的表情，說：‘進去看。
’看過現場後，震驚的警官們叫來了驗屍官，年輕的安德魯表現出的無動于衷給驗屍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驗屍官問他希望怎樣安排葬禮時，安德魯聳了聳肩膀，回答說：‘随便你怎麼處理他們，我不在乎。
’”
不久，來了兩位高級警探，開始詢問家中唯一的幸存者。
雖然确信他是在撒謊，但是他們還是很有禮貌地聽完了羅維爾的講述：如何開車回勞倫斯去取打字機，看了一場電影，半夜回到家中，發現卧室被撬開了，家人被殺了。
他堅持自己的說法，如果不是當局得到了神父沃爾特·達蒙先生的幫助，羅維爾直到被捕關進監獄，也不會改口。
達蒙神父是狄更斯小說中的人物：口若懸河，滿嘴的油腔粗話。
他當時是堪薩斯州格蘭特維浸信會教堂的牧師。
安德魯一家經常去的就是這家教堂。
他在睡夢中被驗屍官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在淩晨三點鐘趕到了監獄。
在那裡，警探們已徒勞地審問嫌疑犯多時了。
見達蒙神父來了，他們退了出去，讓他私下與他的教友交談。
事實證明，這次交談對安德魯來說是緻命的。
許多個月後，安德魯向一位獄友談起這次會談：“達蒙先生說：‘聽着，李，從你出生起，在你還是個小蝌蚪的時候，我就認識你了。
我與你父親相識了一輩子，我們一起長大，是總角之交。
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來到這裡——不僅僅因為我是你的神父，也因為我把你當成自己的兒子一樣看待。
而且你更需要一個能夠傾訴、能夠信任的朋友。
這可怕的事情令我心情糟透了，我和你一樣急于抓到兇手、把他繩之以法。
’”
“他問我渴不渴，我說很渴，于是他給我拿來一罐可樂。
喝完後，他問我一些感恩節過得怎樣以及學校可好之類的話；突然，他說：‘我告訴你，李，外面現在有人懷疑你的清白。
我相信你肯定願意做測謊試驗，讓他們相信你是無辜的，這樣他們也好趕快去抓真兇。
’然後他說：‘李，這可怕的事不是你做的，是不是？如果确實是你做的，現在就是你淨化自己靈魂的時刻。
’我想，這又有什麼分别呢，于是我坦白了，說出了全部的真相。
他不斷地搖着頭，搓着手，眼睛上下翻着。
他說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我必須向上帝坦白，必須把我對他講的這些告訴警察，隻有這樣我的靈魂才能得到淨化，問我願不願意。
”看到犯人點頭同意，這位精神導師于是走進隔壁的一間屋子，裡面擠滿了焦急等待的警察。
他得意地發出邀請：“去吧，那小子準備坦白了。
”
安德魯案件後來成為法律與醫學改革運動的起點。
在審判期間，安德魯以自己心智不正常為由請求法庭判他無罪。
但在審判開始前，曼甯格爾診所的精神治療醫生已經對他作了詳細的檢查，确診他患有“單純的人格分裂症”。
所謂“單純”，診斷者指的是安德魯沒有錯覺，也沒有幻覺，他的主要病症就是無法把自己所想和所感區分開來。
他明白自己行為的本質，知道這是法律禁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