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善惡，你也少有泾渭分明的褒揚與鞭撻。
即便小說中的故事也可謂一波三折，但你總體的叙述腔調卻是波瀾不興的，死個人這種事兒，也不會大張旗鼓地去渲染，死也就死了，讓生死都日常化，如同街道裡弄中尋常的日子；而關乎人性的部分，你似乎從來不會對之報以過分的盼望與失望，在你眼裡，善與惡似乎是不值得被格外區别的，它們作用在一切人的靈魂裡，不過此消彼長，在不同的時候做出不同的表達。
當然，世界的本相是否就是如此，或者，對于這本相，你還有着别樣的關照，這些都是我們可以讨論的。
我要說的是，總體上，你的小說氣質格外沖淡，這一點在《南貨店》裡表現得更加充分，因為人物、事件、時間，都比《出家》紛繁了許多，這種沖淡的氣度，就顯得尤為突出。
我有時候會想，這其後，起絕對作用的，一定就是張忌本人的性格，往大了說，就是他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在起作用。
三觀這種事情，同樣在許多作家的作品中也是缺乏表達的，你看不出他對世界的态度，或者他的态度是朝三暮四的，而張忌，非常清晰，非常恒定，乃至于我會想，你的寫作，可能就是得勝于你相對超拔的性情。
張忌：對的，我喜歡淡一點的東西，我總覺得在小說裡用力是特别讓我心虛的。
比如我喜歡日本的電影，從小津到是枝裕和，他們的電影總是能給人一種不能言說的東西。
具體到小說上，也是如此。
可文字就是講話，如何能用文字去傳達一種不能言說的東西，是我一直在努力的一個方向。
我找到的方法就是展示，我把我想表達的東西，都給你看，你能看到什麼就是什麼，我不能，也沒辦法提供某種标準答案。
小說本身也是沒有标準答案的。
我之前看《海上花列傳》，感覺這個小說了不起，它就像在那裡放了一個攝像機，忠實完整地記錄着一切。
這樣的小說，你是看不到作者的，在小說裡，作者這個身份是消失的。
但看了這樣的小說，你又會從心底裡佩服這個作者，他能把一個時代的東西，就這樣悄無聲息地一整盤端給你。
看了這樣的小說，我會思考一個問題，就是作者和作品的關系。
在我的文學判斷裡，我覺得作品裡作家是不應該出現的，他更應該是一個觀察者。
比如《圍城》，《圍城》是我很喜歡的一部作品，但我不喜歡裡面作者随意的介入，我覺得小說裡頭人物說話的時候，作者是不應該插嘴的。
在寫《南貨店》的時候，我就刻意地反複跟自己強調這一點，千萬别說話，讓人物自己說。
弋舟兄說我的小說叙述腔調顯得波瀾不驚，可能就是這樣一個原因，我想讓作者的身份盡量往後退。
我不想提供判斷，因為文字裡，那麼多人在裡頭艱難地生存着，我做出任何判斷，都是輕佻的。
我的性情，是屬于偏軟的，從小到大，我很少會大聲說話，一大聲了就會心虛，覺得自己沒有這樣說話的底氣，小說裡也是這樣，一寫到強情節，我就會本能地不自然。
生活中，我也是這樣，不大會去争，也不會去出頭，覺得沒能力，也沒意思，但我也不會去苟合，不會去迎奉什麼，我覺得能盡量喜歡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守一些自己能守住的東西就可以了。
現實生活中，寫作中，都是這樣。
弋舟：對，這一點在你小說中塑造的核心人物身上就有所體現。
《出家》中的方泉，《南貨店》中的秋林，都是那麼一種“弱弱的”、面對世界時常常選擇有所退避的氣質。
這種氣質秋林更充分，他更像是一個生活的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小說裡那麼長的一個時間跨度裡，他仿佛隻是旁觀了周遭一切的變故，自己則是水到渠成或者幹脆是随波逐流地也順道跟着時光一同走過來了而已。
方泉在姿态上還有一些主動的應對，秋林幾乎就是一個放棄了行動力的人。
如此塑造人物，背後也許有你更為深刻的生命體察，一方面，他就是你生命樣式的映照，一方面，你也贊同這樣的生命樣式，有點兒無為而治的意思。
所以，就像《出家》一樣，人的艱難在你筆下都不是那種過于血淚斑斑的，苦總歸是要苦的，那麼苦來苦受，想想辦法，也就過去了，這想辦法，也僅是為了不那麼苦，其實也并非是一定要向着甜去的。
但他們有時又顯得深谙世故，小說裡那些人物的手段和伎倆，真的是巧妙，卻奇怪地并不是那麼令人反感，就如同燒得一手好菜一樣，僅是活着的智慧與小小的樂趣，這也許真的是找準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活着的底色，不那麼野心勃勃，也不那麼善良，有自己的小機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