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活着，弱弱地就把一輩子度過去了，但本質上，卻是可觀的生命力。
我覺得，在你的筆下，人物的基本性情是不會改變的。
方泉因了境遇的不同，會産生一些自我的懷疑，但在根本上，他還是那個比較正派的人，秋林在時代風尚的變遷之中，也漸漸感到了困惑，開始警惕自己的變化，但總體上，我覺得他不會被裹挾到時代的濁流中去。
這時候，他那種随波逐流式的态度似乎又發生了重大的逆轉，呈現出某種人格上值得被信賴的恒常感。
那麼，如果《南貨店》寫續篇，你會讓秋林變成一個沾染上了時代習氣的人嗎？
張忌：秋林的這一路，可能跟我腦子裡最深處的想法有關。
這一點，我可能是有點消極的，我覺得人就是來世上受苦的，有了這樣一個前提，那在人世上遭受各種的苦也就自然而然了，所以我并不會在小說裡展示恐懼或者驚慌失措，最多的可能還是有點逆來順受的那種感覺。
另外，我也覺得人是改變不了任何東西的，大到你眼前的世界，小到你的個人，什麼都改變不了。
人的一生就是齒輪跟齒輪的一種磨合的狀态，你也說不清楚是你帶動了别的齒輪，還是被别的齒輪帶動。
起初，棱角分明，轉起來還有點勁，磨到最後，棱角慢慢沒了，開始打滑了，人這一生也就結束了。
你去跟這個世界争是這個狀态，不争也是這個狀态。
寫小說，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最後透露出來的總還是你的一個世界觀。
我以前看過一個紀錄片，說是人類消失後的地球會是怎麼樣。
我看見植物還是照樣豐茂，水流還是照樣湍急，除了沒有人，沒什麼兩樣。
這個紀錄片讓我印象深刻，我想這可能就是我的一個世界觀。
弋舟兄說的小說裡人物的手段和伎倆一方面是跟我寫作的方法有關。
我寫小說一直都是這個路子，我極少為一個故事寫一個小說，我的出發點總是一個人。
我不會事先設想故事，而是會花很多時間去想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寫作方法，我的小說總是缺乏那種大起大落的強情節。
但小說畢竟是一個手藝活，你得讓人看下去，所以寫作過程中我會特别在那些枝葉散蔓的地方下功夫。
另一方面，也誠如你所說，我腦子裡也一直覺得這就是我認為的人的真實。
我現在還清晰地記得很早以前的一個事情。
那時我還是念小學，我有一個要好的朋友，這個朋友年歲比我大，念高中。
有一次，我跟他去書店借書。
我坐在一旁看書，他就在一個書架面前轉。
突然，老闆就一把将他抓住，聲色俱厲地說他偷書。
他辯解一番，最後還是無奈地将藏在衣服裡的書拿了出來。
老闆像個執法者一樣罰了他5塊錢，才算作罷。
可等他走出書店的時候，那老闆突然又笑眯眯地招呼，說，有空常來看書啊。
當時，我心裡很難過，難過的來由，有一些是來自朋友，他出了那麼大洋相，我為他難過。
而另一些，我是為自己難過。
但當時我不知道自己難過什麼，後來再長大一些，我就明白了，我難過的其實是我第一次面對了生活的真實，原來生活并不是好人壞人那麼簡單。
現在每次回想起來，我總是會懷疑是那個老闆的聲色俱厲和笑臉一直影響着我對人的基本判斷。
我講這樣一個故事，或許弋舟兄也能多少了解一些我為什麼總會寫那樣的人物了。
在小說裡，無論是方泉也好，秋林也好，不管怎麼随波逐流，但最後還是有他們的底線，這一點倒是我特别在意的，我覺得再不堪的人，也有他們的底線，這個底線他們是不能破的，也是我不能破的。
所以，如果哪一天我要繼續把這個故事寫下去，别的東西都會變，但這一點，肯定不會變。
如果不是這樣，至少對我自己而言，我沒有絲毫寫下去的欲望。
弋舟：回到世界觀的命題中了。
張忌你是那種能将世界觀非常忠實地落在創作中的人。
于是，以作品應對你這個人，我也看到了不少貌似相悖的東西。
譬如，一方面，在總體上你的作品呈現出某種薄涼的不動聲色感，但在許多的細節，又布滿了深切的同情。
就像你剛剛所講的那個童年記憶，其中的感受，便極具敏感和憂傷；世界在你眼中，幾無差别，你顯然不是一個持有“進步論”觀念的人，于是，反映在對于時代的體認上，你也絕不會認同今天便一定比過去進步，這一點通過《南貨店》的書寫，表達得非常明确，在一定意義上，你甚至還是一個“落後”的擁護者，念舊，總是帶着溫柔的目光回望過去的歲月，你關注的，隻是一個個具體生命的本身，這生命所處的時代，在你眼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