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忙什麼呢？”我想您必已那麼納悶過，因為“忙，不多寫”隻表示了我忙，而未說明為什麼忙啊。
今天，我是在鄉下，水田三面，青山數峰，晨有鳥鳴，晚聽蛙曲，門外連個賣油條的也沒有。
乘這個機會，我決定給您寫封長信：（一）略減心中的難堪；（二）說明幾月來忙的是什麼；（三）過兩天就又回城裡去，一到城裡，我的時間便不聽我的話了。
我記得：在去年三月下旬，全國文藝界協會（以下簡稱“文協”）開過了成立大會的時候，我給過您一篇短稿，報告開會的盛況。
後來在七月尾，“文協”奉命疏散，以八月中旬抵渝，我又給了您幾百個字，略述旅途中的感觸。
假若您也還記得上述的兩篇小文，或者您就可以猜測個八九不離十，我忙的是什麼了。
“文協”是由去春在武漢的全體文藝工作者發起的。
我恰在武漢閑住，所以也被約為發起人之一。
開大會那天，選出理事四十五人。
這四十五人中多一半是住在武漢，以便随時可以開會；少一半是散居各處的，以便互通聲氣，在各地推動工作。
大概到今天，還有已被選為理事而不知其事的，那是因為會裡沒法去函通知，或因特殊關系不便通知他們。
這也許是過于小心，可是會中不能不多留點神。
郭新與姚棠就都是理事，而會中始終未與他們通信，即是一例。
理事會成立了，決定有閑的多負責辦事，我正賦閑，便義不容辭地多跑跑腿。
今年改選，我仍當選，不因為别的，而是因為我還在賦閑，有工夫幫忙。
據從孤島來的一位友人說，島上小報，載有我攜皮包，很神氣的到某衙門辦公的消息，顯系傳聞之誤，我忙且窮，并無薪俸可拿也。
過去的一年中，有不少的朋友到政府機關去作事：精誠團結，政府求才，才得其用，正是很合理的事情；我個人所以不願入衙門者，隻是因為才薄學淺，擔不起重任而已。
不作官，而在“文協”幫忙，亦是在朝在野，各自努力救國之意，并沒有什麼清高不清高的界判。
說到這裡，我想您已經看清我是為了什麼忙碌，忙碌得連信也沒工夫寫了。
可是，我必須先說明白：我之幫忙“文協”，可隻是幫忙，并非主持會務。
“文協”的會務是由理事們負責辦理，并沒有什麼會長副會長，所以也就很難說誰主持一切。
沒有誰主持什麼，事事都由理事們商妥辦法，而後交給大家去作，凡是會員都應負些責任。
我所幫忙的，隻是事務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比别人做的多着多少。
把這些說清，您就可以明白了：（一）“文協”是全文藝界的組織，事務由大家分擔；（二）因我個人的忙碌，您可以想象到别人的熱心，“文協”并非隻挂了一面牌子而沒事做，或不做事；（三）理事與會員們必須擔起工作，因為會中經費不充裕，不能多聘用拿津貼的職員；會中願盡可能的把錢花在事務上，不願多花在薪資上。
那麼，您也許要問，“文協”到底做出什麼來了呢？很不容易回答。
我先請您認清這一點：凡是一個組織，必有它的事務與事業，而這二者是不可分離的。
事業越多，事務自然越多，一件事業往往有許多件事務。
事務沒人做，事業絕不會做起來。
因此，“文協”的事務——寫信，打電話，跑腿，開會……必須有人做，而後才有事業可表現。
這可就忙壞了大家，而外間也許毫無所知。
這一年多，大家都不敢偷閑，可是連這樣不識閑，事情還是沒辦出多少；事情有很多，客觀的困難可也不少，往往用了很大的力量而撲個空。
可足自慰者，不管怎樣，會務可是始終沒有停頓，停頓若是等于死亡，那麼“文協”絕沒有死亡的危險，因為大家還都很忙。
現在不妨再從正面來說。
以言出版，“文協”已有三個小刊物：會刊，前線增刊，和詩歌專刊。
假若能籌出錢來，在不久将添印會刊的英文版。
以會中經費的困難，以今日郵遞的遲滞（深深影響到稿件的來源），以首都紙張的昂貴及印刷的不便，能支持三四個刊物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以言組織，成都，昆明，香港，襄樊等處次第成立了分會，都與總會取得密切的聯系。
以言研究，文藝各部門都有了座談會，編輯各部門的宣傳小冊子，并随時供給各機關各報紙以宣傳文字。
這一些小小的成績，當然不足使任何人滿意，最感到不滿意的恐怕還是負責辦事的人。
要辦事而辦不出，不是最難堪的嗎？不過，在自覺不滿之中，可也必須把經費及其他種種困難算進去，不公平的自咎也有時候顯着過于謙退而有失爽朗真誠。
經費既窘，困難複多，而還能有這麼一點點的成績者，實在是因為大家真肯團結，真肯勞而不怨；這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假若沒有團結的真誠，恐怕就是有了錢也不會有任何建樹的。
作到了精誠團結，所以才引起各處文藝者的敬重，而分會次第成立。
分會的工作，因為地方上特殊的關系與條件，也許比總會作得更切實更活潑，可是總會的重要并不因此稍減。
總會的工作，因為是總會，事實上不能膠着于某點上；它必須把團結的精神滲透到各分會，而使各分會能就地設法，推動各地所需的工作。
總會一鬧笑話，分會的工作，自然受到惡劣的影響。
總會，所以，必須是個精神的領導者。
因此，總會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必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