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來總以為翻譯比創作容易，因為至少是無須構想。
但到真的一譯，就會遇着難關，譬如一個名詞或動詞，寫不出，創作時候可以回避，翻譯上卻不成，也還得想，一直弄到頭昏眼花，好像在腦子裡面摸一個急于要開箱子的鑰匙，卻沒有。
嚴又陵說，“一名之立，旬月躊蹰”，是他的經驗之談，的的确确的。
新近就因為豫想的不對，自己找了一個苦吃。
《世界文庫》的編者要我譯果戈理的《死魂靈》，沒有細想，一口答應了。
這書我不過曾經草草的看過一遍，覺得寫法平直，沒有現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時的人們還在蠟燭光下跳舞，可見也不會有什麼摩登名詞，為中國所未有，非譯者來閉門生造不可的。
我最怕新花樣的名詞，譬如電燈，其實也不算新花樣了，一個電燈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樣：花線，燈泡，燈罩，沙袋，撲落，開關。
但這是上海話，那後三個，在别處怕就行不通。
《一天的工作》裡有一篇短篇，講到鐵廠，後來有一位在北方鐵廠裡的讀者給我一封信，說其中的機件名目，沒有一個能夠使他知道實物是什麼的。
嗚呼，——這裡隻好嗚呼了——其實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紀末我在江南學習挖礦時，得之老師的傳授。
不知是古今異時，還是南北異地之故呢，隔膜了。
在青年文學家靠它修養的《
沒有法子。
“三十六着，走為上着”，最沒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還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靈》，以為這倒不算什麼，擔當回來，真的又要翻譯了。
于是“苦”字上頭。
仔細一讀，不錯，寫法的确不過平鋪直叙，但到處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卻隐藏，要感得到；雖然重譯，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鋒頭。
裡面确沒有電燈和汽車，然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菜單，賭具，服裝，也都是陌生家夥。
這就勢必至于字典不離手，冷汗不離身，一面也自然隻好怪自己語學程度的不夠格。
但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罰酒是應該喝幹的：硬着頭皮譯下去。
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雜志來翻翻，算是休息。
這是我的老脾氣，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麼花樣了。
好像華蓋運還沒有交完，仍舊不得舒服。
拉到手的是《文學》四卷六号，一翻開來，卷頭就有一幅紅印的大廣告，其中說是下一号裡，要有我的散文了，題目叫作“未定”。
往回一想，編輯先生的确曾經給我一封信，叫我寄一點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謂做文章，不答。
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
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
不料一面又登出廣告來了，情同綁票，令我為難。
但同時又想到這也許還是自己錯，我曾經發表過，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乃是擠出來的。
他大約正抓住了這弱點，在用擠出法；而且我遇見編輯先生們時，也間或覺得他們有想擠之狀，令人寒心。
先前如果說：“我的文章，是擠也擠不出來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談自己，以及有些文豪們的專講别人。
但是，積習還未盡除，稿費又究竟可以換米，寫一點也還不算什麼“冤沉海底”。
筆，是有點古怪的，它有編輯先生一樣的“擠”的本領。
袖手坐着，想打盹，筆一在手，面前放一張稿子紙，就往往會莫名其妙的寫出些什麼來。
自然，要好，可不見得。
二 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
躲在書房裡，是隻有這類事情的。
動筆之前，就先得解決一個問題：竭力使它歸化，還是盡量保存洋氣呢？日本文的譯者上田進君，是主張用前一法的。
他以為諷刺作品的翻譯，第一當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廣大。
所以他的譯文，有時就化一句為數句，很近于解釋。
我的意見卻兩樣的。
隻求易懂，不如創作，或者改作，将事改為中國事，人也化為中國人。
如果還是翻譯，那麼，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時，有這等事，和旅行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