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來不要緊，我可就年年的連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長沙或别處的計劃，連想也不再想了。
“文協”的事務把我困在了武漢。
“文協”的“打炮”工作是刊行會刊。
這又作得很快。
大家湊了點錢，湊了點文章，就在五月四日發刊了《抗戰文藝》。
這個日子選得好。
“五四”是新文藝的生日，現在又變成了《抗戰文藝》的生日。
新文藝假若是社會革命的武器，現在它變成了民族革命抵禦侵略的武器。
《抗戰文藝》最初是三日刊。
不行，這太緊促。
于是，出到五期就改了周刊。
最熱心的是姚蓬子，适夷，孔羅荪，與錫金幾位先生，他們晝夜的為它操作，奔忙。
會刊雖不很大，它卻給文藝刊物開了個新紀元——它是全國寫家的，而不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
積極的，它要在抗戰的大前提下，容納全體會員的作品，成為“文協”的一面鮮明的旗幟。
消極的，它要盡量避免像戰前刊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與近乎惡意的批評。
它要穩健，又要活潑；它要集思廣益，還要不失了抗戰的，一定的目标；它要抱定了抗戰宣傳的目的，還要維持住相當高的文藝水準。
這不大容易作到。
可是，它自始至終，沒有改變了它的本來面目。
始終沒有一篇專為發洩自己感情，而不顧及大體的文章。
在武漢撤退的時候，有一部分會員，仍停留在那裡。
他們——像馮乃超和孔羅荪幾位先生——決定非至萬不得已的時候不離開武漢。
于是，在會刊編輯部西去重慶的期間，就由這幾位先生編刊武漢特刊。
特刊一共出了四期，末一期出版已是十月十五日——武漢是二十五日失守的。
連同這四期特刊，《抗戰文藝》在武漢一共出了二十期。
自十七期起，即在重慶複刊。
這個變動的痕迹是可以由紙張上看出來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報紙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換用土紙了。
重慶的印刷條件不及武漢那麼良好，紙張——雖然是土紙——也極缺乏。
因此，在“文協”的周年紀念日起，會刊由周刊改為半月刊。
後來，又改成了月刊。
就是在改為月刊之後，它還有時候脫期。
會中經費支绌與印刷太不方便是使它脫期的兩個重要原因。
但是，無論怎麼困難，它始終沒有停刊。
它是“文協”的旗幟，會員們決不允許它倒了下去。
在武漢的時候，它可以銷到七八千份。
假若武漢不失守，它一定可以增銷到萬份以上。
銷得多就不會賠錢，也自然可以解決了許多困難。
可是，武漢失守了，會刊在渝複刊後，隻能行銷于重慶，昆明，貴陽，成都幾個大都市，連洛陽，西安，蘭州都到不了。
于是，每期隻能印五千份，求收支相抵已自不易，更說不到賺錢了。
到了日本投降時，會刊出到了七十期。
“文協”呢，由文藝界抗敵協會改名為文藝協會，《抗戰文藝》也自然須告一結束，于是編輯者決定再出一小冊作為終卷；以後就須出文藝協會的新會刊了。
在香港，昆明，和成都的“文協”分會，也都出過刊物，可是都因人才的缺乏與經費的困難，時出時停。
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分會曾經出過幾期外文的刊物，向國外介紹中國的抗戰文藝。
這是頭一個向國外作宣傳的文藝刊物，可惜因經費不足而夭折了，直到抗戰勝利，也并沒有繼承它的。
我不憚繁瑣的這麼叙述“文協”會刊的曆史，因為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
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