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文，也是史。
它将成為将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
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着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
在忙着辦會刊而外，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
那真是快活的日子。
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兒讨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
開茶會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資；會中窮得連“清茶恭候”也作不到呀。
會後，剛剛得到了稿費的人，總是自動的請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飯食。
在會所，在公園，在美的咖啡館，在友人家裡，在旅館中，我們都開過會。
假若遇到夜間空襲，我們便滅了燈，摸着黑兒談下去。
這時候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于抗戰。
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于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
但是，這種文藝通俗運動的結果，與其說是文藝真深入了民間與軍隊，倒不如說是文藝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産生了新的風格。
文藝工作者隻能負讨論，試作，與倡導的責任，而無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間與軍隊中去。
這需要很大的經費與政治力量，而文藝家自己既找不到經費，又沒有政治力量。
這樣，文藝家想到民間去，軍隊中去，都無從找到道路，也就隻好寫出民衆讀物，在報紙上刊物上發表發表而已。
這是很可惜，與無可如何的事。
雖然我的一篇《抗戰一年》鼓詞，在七七周年紀念日，散發了一萬多份；雖然何容與老向先生編的《抗到底》是專登載通俗文藝作品的刊物；雖然有人試将新寫的通俗文藝也用木闆刻出，好和《
我知道，這些作品始終沒有能到鄉間與軍隊中去——誰出大量的金錢，一印就印五百萬份？誰給它們運走？和準否大量的印，準否送到軍民中間去？都沒有解決。
沒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後邊，它隻能成為一種文藝運動，一種沒有什麼實效的運動而已。
會員郁達夫與盛成先生到前線去慰勞軍隊。
歸來，他們報告給大家：前線上連報紙都看不到，不要說文藝書籍了。
士兵們無可如何，隻好到老百姓家裡去借《
聽到了這個，大家更願意馬上寫出一些通俗的讀物，先印一二百萬份送到前線去。
我們确是願意寫，可是印刷的經費，與輸送的辦法呢？沒有人能回答。
于是，大家隻好幹着急，而想不出辦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