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會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再辦。
夏天，我下鄉，或去流蕩；冬天便回到新蜀報館，一面寫文章，一面辦理“文協”的事。
“文協”也找到了新會所，在張家花園。
物價像發瘋似的往上漲。
文人們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難。
我們已不能時常在一處吃飯喝酒了，因為大家的口袋裡都是空空的。
“文協”呢有許多會員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錢少，也就顯着冷落。
可是，在重慶的幾個人照常的熱心辦事，不肯教它寂寞的死去。
辦事很困難，隻要我們動一動，外邊就有謠言，每每還遭受了打擊。
我們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
我們諸事謹慎，處處留神。
為了抗戰，我們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
我的身體也越來越壞，本來就貧血，又加上時常“打擺子”（川語，管瘧疾叫打擺子），所以頭暈病更加重了。
不過，頭暈并沒完全阻止了我的寫作。
隻要能掙紮着起床，我便拿起筆來，等頭暈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
就是在這麼掙紮着的情形下，八年中我寫了：鼓詞，十來段。
舊劇，四五出。
話劇，八本。
短篇小說，六七篇。
長篇小說，三部。
長詩，一部。
此外還有許多篇雜文。
這點成績，由質上量上說都沒有什麼了不起。
不過，把病痛，困苦，與生活不安定，都加在裡面，即使其中并無佳作，到底可以見出一點努力的痕迹來了。
書雖出了不少，而錢并沒拿到幾個。
戰前的著作大緻情形是這樣的：商務的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