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題目，就有些躊蹰，怕空話多于本文，就是俗語之所謂“雷聲大，雨點小”。
做了《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後，好像還可以寫一點閑文，但已經沒有力氣，隻得停止了。
第二天一覺醒來，日報已到，拉過來一看，不覺自己摩一下頭頂，驚歎道：“二十五周年的雙十節！原來中華民國，已過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了，豈不快哉！”但這“快”是迅速的意思。
後來亂翻增刊，偶看見新作家的憎惡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頂澆半瓢冷水。
自己心裡想：老人這東西，恐怕也真為青年所不耐的。
例如我罷，性情即日見乖張，二十五年而已，卻偏喜歡說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着什麼；而且這摩一下頭頂的手勢，也實在可以說是太落伍了。
這手勢，每當驚喜或感動的時候，我也已經用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猶言“辮子究竟剪去了”，原是勝利的表示。
這種心情，和現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
假使都會上有一個拖着辮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壯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見了恐怕隻以為珍奇，或者竟覺得有趣，但我卻仍然要憎恨，憤怒，因為自己是曾經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辮為一大公案的緣故。
我的愛護中華民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當初為了保存古迹，留辮不剪，我大約是決不會這樣愛它的。
張勳來也好，段祺瑞來也好，我真自愧遠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當我還是孩子時，那時的老人指教我說：剃頭擔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頭的。
滿人入關，下令拖辮，剃頭人沿路拉人剃發，誰敢抗拒，便砍下頭來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
那時的剃發，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确是氣悶的，但挂頭故事卻并不引起我的驚懼，因為即使我不高興剃發，剃頭人不但不來砍下我的腦袋，還從旗竿鬥裡摸出糖來，說剃完就可以吃，已經換了懷柔方略了。
見慣者不怪，對辮子也不覺其醜，何況花樣繁多，以姿态論，則辮子有松打，有緊打，辮線有三股，有散線，周圍有看發（即今之“劉海”），看發有長短，長看發又可打成兩條細辮子，環于頂搭之周圍，顧影自憐，為美男子；以作用論，則打架時可拔，犯奸時可剪，做戲的可挂于鐵竿，為父的可鞭其子女，變把戲的将頭搖動，能飛舞如龍蛇，昨在路上，看見巡捕拿人，一手一個，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則一把辮子，至少十多個，為治民計，也極方便的。
不幸的是所謂“海禁大開”，士人漸讀洋書，因知比較，縱使不被洋人稱為“豬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辮，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覺得毫無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這是縱使生于民國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
清光緒中，曾有康有為者變過法，不成，作為反動，是義和團起事，而八國聯軍遂入京，這年代很容易記，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紀的結末。
于是滿清官民，又要維新了，維新有老譜，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學生出洋去留學。
我便是那時被兩江總督派赴日本的人們之中的一個，自然，排滿的學說和辮子的罪狀和文字獄的大略，是早經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實際上感到不便的，卻是那辮子。
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于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
除學習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