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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六朝時之志怪與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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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諸君何為入我中?’”(卷下《任誕篇》) 這就是所謂晉人底風度。

    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祿之燒車,劉伶之放達,是覺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晉人卻并不以為奇怪,因為那時所貴的是奇特的舉動和玄妙的清談。

    這種清談,本從漢之清議而來。

    漢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議論政事,其初在社會上很有勢力,後來遭執政者之嫉視,漸漸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設法害死,所以到了晉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議論政事,而一變為專談玄理;清議而不談政事,這就成了所謂清談了。

    但這種清談的名士,當時在社會上卻仍舊很有勢力,若不能玄談的,好似不夠名士底資格;而《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書。

     前乎《世說》尚有《語林》,《郭子》,不過現在都沒有了。

    而《世說》乃是纂輯自後漢至東晉底舊文而成的。

    後來有劉孝标給《世說》作注,注中所引的古書多至四百餘種,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後人對于《世說》看得更貴重,到現在還很通行。

     此外還有一種魏邯鄲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說》早。

    它的文章,較《世說》質樸些,現在也沒有了,不過在唐宋人的類書上所引的遺文,還可以看見一點,我現在把它也舉一條出來: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所得,并序别父久。

    乃答曰:‘渭陽之思,過于秦康。

    ’(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

    ’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

    ’”(《廣記》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說,大概不外俳諧之談。

     上舉《笑林》,《世說》兩種書,到後來都沒有什麼發達,因為隻有模仿,沒有發展。

    如社會上最通行的《笑林廣記》,當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說的多是知識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廣記》,則落于形體上的滑稽,專以鄙言就形體上谑人,涉于輕薄,所以滑稽的趣味,就降低多了。

    至于《世說》,後來模仿的更多,從劉孝标的《續世說》——見《唐志》——一直到清之王所做的《今世說》,現在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說》等,都是仿《世說》的書。

    但是晉朝和現代社會底情狀,完全不同,到今日還模仿那時底小說,是很可笑的。

    因為我們知道從漢末到六朝為篡奪時代,四海騷然,人多抱厭世主義;加以佛道二教盛行一時,皆講超脫現世,晉人先受其影響,于是有一派人去修仙,想飛升,所以喜服藥;有一派人欲永遊醉鄉,不問世事,所以好飲酒。

    服藥者——晉人所服之藥,我們知道的有五石散,是用五種石料做的,其性燥烈——身上常發炎,适于穿舊衣——因新衣容易擦壞皮膚——又常不洗,虱子生得極多,所以說:“扪虱而談。

    ”飲酒者,放浪形骸之外,醉生夢死。

    ——這就是晉時社會底情狀。

    而生在現代底人,生活情形完全不同了,卻要去模仿那時社會背景所産生的小說,豈非笑話? 我在上面說過: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說,因為他們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樣的,統當作事實;所以《舊唐書》《藝文志》,把那種志怪的書,并不放在小說裡,而歸入曆史的傳記一類,一直到了宋歐陽修才把它歸到小說裡。

    可是志人底一部,在六朝時看得比志怪底一部更重要,因為這和成名很有關系;像當時鄉間學者想要成名,他們必須去找名士,這在晉朝,就得去拜訪王導,謝安一流人物,正所謂“一登龍門,則身價十倍”。

    但要和這流名士談話,必須要能夠合他們的脾胃,而要合他們的脾胃,則非看《世說》,《語林》這一類的書不可。

    例如:當時阮宣子見太尉王夷甫,夷甫問老莊之異同,宣子答說:“将毋同。

    ”夷甫就非常佩服他,給他官做,即世所謂“三語掾”。

    但“将毋同”三字,究竟怎樣講?有人說是“殆不同”的意思;有人說是“豈不同”的意思——總之是一種兩可、飄渺恍惚之談罷了。

    要學這一種飄渺之談,就非看《世說》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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