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十年苦掙。我遇見了冷笑、白眼，我也遇見了熱情的援手。而熱情的援手，卒無救于我的窮途之擺脫。民十七以前，我曆次的當過了團部司書、家庭教師、小學教員、郵員、稅吏，并曾再度從軍作幕，當了旅書記官，仍不能解決人生第一難題。軍隊裡欠薪，我于是“謀事無成，成亦不久”，在很短的時期，自薦信稿訂成了五本。
輾轉流離，終于投入了報界；賣文、做校對、寫鋼版、當編輯、編文藝、發新聞。我的環境卻越來越困頓，人也越加糊塗了；多疑善妒，動辄得咎，對人抱着敵意。我頹唐、我忿激，我還得掙紮着混……我太不通世故了，而窮途的刺激，格外加增了我的乖僻。
終于，在民十七年的初夏，再耐不住火坑裡的冷酷了，我甘心抛棄了稅局文書幫辦的職位，因為在十一天中，宣傳了八回換局長，受不了乍得患失的恐懼頻頻襲擊，我就不顧一切，支了六塊大洋，辭别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隻身來到天津，要想另打開一道生活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