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
是歲，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複送中書門下。
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
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
”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
谏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于《六經》。
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
”于是立史科及三傳科。
大和三年，高锴為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禦史姚中立又奏停考功别頭試。
六年，侍郎賈餗又奏複之。
八年，宰相王涯以為“禮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書，非至公之道。
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貫、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
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
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隐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笃意，以謂莫此之尚。
及其後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為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複能易。
嗚呼，乃知三代鄉裡德行之舉，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
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有名于當時，考功員外郎王師旦不署以第。
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者，皆文采浮華，擢之将誘後生而弊風俗。
”其後，二人者卒不能有立。
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绾上疏言：“進士科起于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
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為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
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待賢之道。
請依古察孝廉，其鄉闾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于省。
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辨、識牒皆停。
而所習經，取大義，聽通諸家之學。
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
《論語》、《孝經》、《
” 诏給事中李栖筠、李廙、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禦史大夫嚴武議。
栖筠等議曰： “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行。
且谥号述行，莫美于文，文興則忠敬存焉。
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觀行，則及辭焉。
宣父稱顔子“不遷怒，不貳餅”，謂之“好學”。
今試學者以帖字為一精一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餅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襲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
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亂臣賊子由是生焉！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蝸蚓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
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商始興；商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
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
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尚名節，雖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後專一政，而亦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邪？魏、晉以來，專尚浮侈，德義不修，故子孫速颠，享國不永也。
今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