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一味強調“仁政”，那就成了“宋襄公之仁”。
中華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邊區老百姓應該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政府要向老百姓征收糧食，是因為曆史要求政府為人民做更多的事，要為打敗侵略者進行必要的物質準備，那種片面的“仁政”觀在戰争年代是行不通的。
1940年本來需要14萬石糧食，卻隻征了9萬石，差額還要臨時抱佛腳向老百姓兩次借糧，一次購糧，百姓反而覺得不堪其擾。
南漢宸詳細算了一筆賬，得出結論：在休養生息政策下，一方面農民負擔很輕，1940年征收的9萬石糧食，隻是年産量的6%左右，而在國民政府管轄下，四川農民的負擔是邊區的10倍！另一方面，農民手中是有糧食的。
他在正月裡走訪的農家中有不少都在包餃子，和紅軍到達陝北前，十戶中有九戶人家沒有隔夜糧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别。
經過深思熟慮後，南漢宸果斷地決定，1941年征收公糧20萬石，公草2600萬斤，并且向農民聲明，以前的借糧一律歸還，第二年不再借。
【1】
随後，财政廳出面組織了大批黨校學員和工作人員到各縣宣傳，向群衆講清道理，讓他們明白：要有軍隊，才能保家衛國；要有軍糧，才能有軍隊。
邊區是中國最光明最幸福的地區，而邊區人民的幸福是共産黨軍隊創造的，也是靠軍隊來保護的。
軍隊要保護人民，人民要供給軍隊；沒有糧食，軍隊就無法生存。
通過宣傳，征收糧草工作得到了百姓的諒解和支持，收足的糧草基本保障了邊區的供給，使邊區渡過了迫在眉睫的難關。
後來，南漢宸考慮到土地革命後，農民貧富相差不大的情況，提出以各戶實際收獲量為依據的農業累進稅制，使大部分農民負擔農業稅，多的多出，少的少出，公平合理，人人為抗戰做出貢獻。
糧食問題得到緩解，但棉布等日用必需品仍十分缺乏，隻能從邊區外運進來，而國民黨又搞封鎖卡脖子。
南漢宸苦苦思考對策，他認為隻有找到外面需要的物資，通過貿易才能打破封鎖。
通過調查研究，他發現陝北有三寶：食鹽、毛皮和甘草，但是甘草體輕占地方，搬運起來很麻煩；毛皮産量有限，邊區自己還不夠用。
于是，食鹽成了唯一的選擇。
當時，陝北的食鹽具備了得天獨厚的優勢。
抗戰以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