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邊區缺乏輔币流通，老百姓不得已用郵票代替輔币。
邊區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多次交涉都沒有結果，才從1938年6月開始，以邊區銀行所屬的合作社——光華商店的名義發行輔币代價券。
讓孔祥熙惱火和害怕的不是邊區發行的小額鈔票，而是邊區暗中發行自己的貨币，試圖恢複造血功能，想獨立于國民黨法币之外而自成體系。
孔祥熙深知當年為了統一法币，從經濟上消除軍閥割據，他們花了多大的代價。
因此一旦共産黨出現獨立發行貨币的苗頭，他就一定要嚴加防範，查辦到底。
由于林伯渠的回複合情合理，再加上國民黨轄區的各省地方銀行，也已經印發小額輔币券，孔祥熙最後也難以“嚴辦”，隻得讓這場“光華券風波”不了了之。
1935～1939年，重慶政府的法币币值還相對穩定，通貨膨脹較為溫和，但随着戰争的持續，物資消耗巨大，外國援助受阻，财政赤字開始大幅ì升。
重慶政府為了填補赤字窟窿，隻能開動印鈔機，大搞“量化寬松”，結果法币随即開始劇烈貶值，通貨膨脹的惡魔開始發威。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完全停止了對邊區的财政撥款和援助，并實行全方位的經濟封鎖。
同時，重慶政府啟動了貨币武器，将劇烈貶值的法币大量塞進邊區搶購糧食和土特産，并轉嫁通貨膨脹。
結果，延安物價飛漲，原來零售價0.1元一盒的香煙，變成100元～300元一盒；原來零售價0.05元一盒的火柴，漲至50元～100元。
群衆怨聲載道，經濟貿易萎縮，貨币問題異常尖銳。
當時，南漢宸的對策就是，首先禁止法币在邊區的流通，把貨币發行權和貿易定價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由邊區銀行發行邊币。
這一建議在黨内争議很大，一些反對的人認為邊區本來就缺乏物資，如果再發行邊币，豈不是物價高漲，通貨膨脹嚴重？雙方争執不下，最後，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代表中央表态，贊成南漢宸提出的建議。
這個決定充分體現出共産黨最高領導層的戰略眼光，他們對金融大局的理解，一點不比财閥孔祥熙差。
通貨膨脹隻是暫時的困難，任由法币流通于邊區，才會讓邊區百毒纏身，永無甯日。
邊币的發行，使邊區恢複了造血功能；驅逐了法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