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讓邊區體内排毒，保證自身的新鮮血液暢通無阻。
在流通中擠出法币，就為邊币進入騰出了空間，擴大了邊币的流通域。
1941年3月，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走馬上任，他曾在清華大學經濟系學習過兩年。
在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朱理治發現，由于邊區處在經濟落後的地區，過去靠撥款和外援，沒有積極發展自身經濟，稅收很少，在短時間内不可能靠大幅提高稅收來彌補因失去外援而帶來的财政虧空。
因此，隻有以信用貨币的發行為手段來克服财政危機和擴大生産。
發行邊币和廢除法币是一個硬币的兩面，被置換出來的法币，可以用來到國民黨轄區采購物資，可謂“一箭雙雕”。
既可以減輕邊區的通脹壓力，又可以抛售國統區的輸入物資，進一步控制邊區物價的上漲。
由于邊區政府掌握了貨币發行權，在與國民黨的“貨币戰争”中不再毫無招架之力。
朱理治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既要發行貨币刺激經濟發展，又不能讓貨币泛濫，使已經尖銳的通脹問題失去控制。
貨币發行量和物價的關系到底應該如何處理呢？他認識到“商品的流通量假定不變，紙币的流通量增多了，則物價必定随着提高。
依據同樣的規律，市場貨币流通量假定不變，商品流通量減少了，則物價必定随之提高”【4】。
因此，朱理治提出了解決通貨膨脹的雙管齊下的辦法：“一方面多向工、農、運輸業放款，推動生産的發展；另一方面，盡量發展信用，減少貨币發行，使邊币不緻走到通貨膨脹的境地。
”【5】在保障供給和支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以穩定邊币币值為主要目标，實行适度緊縮的貨币政策。
1941～1942年，邊區銀行把政府财政性借款的比例降低了11%，裁減部分轉投到商業貿易和生産建設領域，僅支持食鹽輸出的貸款就接近1000萬元。
同時利用儲蓄及政府賣鹽的收入來回籠貨币，減少貨币流通量，控制通貨膨脹。
邊區貨币的穩定和信用，離不開邊區“對外”貿易，而貿易的增長和法币邊币之間的“彙率”問題緊密相關。
在邊區銀行成立後不久，由于邊币的信用程度不高、流通域不廣，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幹預邊币和法币的比值，導緻了“外彙”黑市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