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的最終結算貨币定為白銀，從而創造了巨大的白銀公共需求。
十分巧合的是，1545年和1548年西班牙人在秘魯和墨西哥先後發現巨大的銀礦，加上日本的白銀出口，這三個國家巨大的白銀供應構成了驅動世界貿易齒輪旋轉的強大力量。
當時，中國最強大的産業莫過于茶葉、瓷器和絲綢，在世界市場中幾乎沒有像樣的競争對手。
中國向歐洲出口的瓷器占全部瓷器出口值的50%，以至于中國在世界上的名号就是英文中的“瓷器”一詞“China”。
絲綢也是中國出口的重量級産品，“從中國出口絲綢數量超過人們的想象。
每年有一千英擔輸出到葡屬印度群島和菲律賓，它們裝滿了15艘大船，輸往日本的絲綢不計其數……”【2】
由于中國白銀稀缺，從而使中國明代出現了銀貴金賤的局面。
17世紀初，廣州的金銀價格比為1:5.5到1:7，而西班牙則是1:12.5到1:14。
中國的銀價是西班牙的2倍。
剛在美洲發現超大銀礦的西班牙商人，在發現這一巨大的貨币套利空間之後，大喜過望，成群結隊的歐洲商人，帶着他們從美洲掠奪的巨額白銀登上了駛向中國的航船。
正是這種白銀—黃金的套利沖動，鞭策着巨大無比的世界貿易巨輪開始全速轉動。
盡管歐洲從17世紀開始了工業革命的步伐，機器生産大幅降低了生産成本，但它們的主要産品——紡織品，在中國并沒有競争力。
一方面由于長途海運大大增加了運輸成本，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國曆朝曆代對内河航運，特别是大運河的長期持續投入，有效地降低了中國本地商品的運輸成本，從而大大增加了本地商品的競争力。
更重要的是，中國紡織業在明末清初已達到相當的生産規模，據西方傳教士估計，在17世紀末，上海及周邊地區的織布工人達到20萬之多，提供紗線的紡紗工人更高達60萬之衆。
産業規模效應及低廉的運輸成本使得歐洲産品在中國幾乎喪失了競争的機會，這種現象